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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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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此文是一篇反全球化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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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通

( 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 要:进一步研究“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的必要性在于:对有关重要问题需要给予科学的理论说明;面对“反全球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理论认识需要前进一步.“反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直接对立物,在表面的对立中包含着互补的关系,从而共同构 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现阶段的“全球化”本质上仍然是资本的全球化,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时,作为后起之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化新阶段的主导力量.新的反全球化思潮有可能延缓全球化的进程,但改变不了全球化的总趋势.在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逆全球化”初露锋芒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对策:坚定地利用市场经济形式和全球化趋势发展“资本的生产力”;抵制和修正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推进以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球化进程,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体系.

关键词:全球化;反全球化;全球化新阶段;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曾几何时,“全球化”一度成为街谈巷议、尽人皆知的最热门话题;但没隔多久,在西方国家中就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现在,个别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又以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面目出现,逆全球化而动,成为“反全球化”队伍的一支特殊力量.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认识,对逆全球化的新现象又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学术界见仁见智,但有些重要问题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清楚.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任何社会现象和问题,都可以从经济上找到原因.这里试图把“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构成要素做一番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以期得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研究状况及需要深入思考之点

“全球化”已经不是一个新议题;但“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人们对全球化本身的反思;“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作为互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要素,仍然是当前的热门话题.进入世纪之交,中国许多学者也纷纷投入到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在论著中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相互补充.本文现在谈论这个问题,不可能割断历史,但绝不是“炒冷饭”,而是坚持“问题导向”:一方面,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另一方面,直面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探索新的思路.近两年来,反全球化运动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运动的主体从民间(非政府层面)上升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层面,而且反对的矛头也同时(甚至更多地)指向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某些后发展国家(例如中国).这是前期研究中尚未明显遇到的新问题.因此,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研究需要前进和深入一步.但是,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现在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仍有很大帮助和启示,而且是研究新问题的出发点.有鉴于此,这里首先有选择地简要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的一些著述和见解,并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的总体认识

庞中英教授主编的《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和程光泉教授主编的“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这里重点关注刘曙光教授所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书),为我们从总体上认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和线索(重要观点概括在小标题中).

1..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并存是世界政治经济深刻危机的表现

庞中英教授在主编导言中指出:当代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并存.这种并存表明,世界政治经济中存在着与善良人们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的深刻危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的左翼与右翼两种力量的主力,似乎都在从事着反全球化的事业,而且,右翼比左翼更加厌恶、抵制与仇恨全球化.过去的左右意识形态对立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对立,全球化成为世界政治中各种争论的中心话题.反全球化问题的出现已经在改变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反全球化的积极一面.反全球化可以说是对全球化的巨大怀疑.当前的反全球化实际上代表着世界政治的一大转折性变化,代表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终结.关注反全球化问题,对于我们把握今后世界形势的演变方向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世界范围来自国家力量的政治右倾趋势,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反全球化趋势.这两种力量的较量将决定世界政治在21世纪的方向.中国人拥护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价值.而在欧美,来自左右翼的反全球化,却客观上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可能生不逢时.中国虽然似乎在享受着全球化的好处,但挑战与困难越来越超过了全球化带来的所谓机遇.从反全球化中可以看到如下几点:全球化已经成为贫富分化的替罪羊;全球化并不仅是左派的运动,而反全球化更多的却是右派(力图维持现状的力量)的运动;全球化的政治是复杂的新世界政治.反全球化说明全球化已经积累起根深蒂固的严重、紧迫问题.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充满论争、悖论、问题的进程.全球化的后果也是正反两个极端方面都有的.全球化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也提供了不少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世界竞争变得越来越残酷,并产生了不少其他新的问题.对中国来说,除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但我们却可以探索如何在全球化世界中趋利避害.

在这里,作者不仅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主力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且鲜明地提出了具有内在联系的五个重要观点:(1)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并存表明,世界政治经济中存在着深刻危机.(2)在世界范围内,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对立,取代了左右意识形态的对立.(3)反全球化代表着世界政治的一大转折性变化——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终结.(4)两种力量的较量——来自国家力量的政治右倾趋势和来自社会的反全球化趋势——将决定世界政治在21世纪的方向.(5)挑战与困难越来越超过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这些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至于观点和结论是否完全成立,则需要进一步思考.

2..全球化作为“全世界资产者的联合”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

程光泉教授在“丛书”总序中,引用一位学生模仿马克思口吻的话作为开端:一个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各地徘徊.建立在道德和幻想基础上的乌托邦业已破产;建立在金钱和利益基础上的乌托邦升出了地平线.在“美丽新世界”的大门口,政治家和跨国公司的老板用镀金的字体联手写下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这里提到了两个“乌托邦”.“建立在道德和幻想基础上的乌托邦”,指的应该是后发展国家的传统社会主义;而“建立在金钱和利益基础上的乌托邦”,就是作为“全世界资产者”的“联合”的“全球化”.程光泉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丛书”设计了八个方面的选题,目的在于,更全面反映我国学术界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解答人们面对全球化的疑虑和担忧,应对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其中:《全球化与现代性》认为,全球化与现代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扭结、难分难离,同卵共生、相互形塑.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世界性扩张,即沿着四个维度(市场经济,监管,军事秩序,工业主义)扩展.《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因应之策,而实际上是传统的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次改良.厘清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的关系,对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反全球化有不同的指向,成分十分复杂.这就需要梳理,在发展的反全球化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同群体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和推动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全球化与文化整合》主要研究全球化和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探求先进文化的建设之路.《全球化与价值冲突》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全球化和价值冲突的关联日趋明显.现实的价值选择和主导价值的确立,亟待理论依据为之开辟道路.《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认为,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似乎势不两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国家首当其冲,全球化从根本上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全球化的本性是不尊重国家主权,甚至要求摧毁一切国家主权而建立无国界经济乃至无国界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安全》认为,在跨国公司主导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在热情拥抱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忘记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全球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理应引起全人类的深入思考.程光泉指出,对全球化,人们有着不同的视角,从而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进行事实分析,而不是急于作出价值判断;与此相联系,需要更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述八个方面的选题,表明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研究的深入.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1)“全球化”是一个“幽灵”,是“全世界资产者的联合”.(2)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全球化从根本上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这些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值得研究.这些看法是否正确,人们会有各自的判断,需要通过研究给予科学回答.

3..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作为“丛书”之一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书认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同一矛盾、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共时性的同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相反相成.而且,就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反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本身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生产社会化的继续和深入,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世界各国除了积极参与主动适应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作者认为,应当把历史上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区分开来:一是当前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二是未来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当前的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全球化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已经实现了政治统一、经济一体化、文化同质化.全球化只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区分为原生矛盾和次生矛盾.原生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是引起全球化进程中其他矛盾的根源.次生矛盾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人们对全球化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形成对立的两个极端.既然全球化是客观存在,那么,不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都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自己的同时付出代价.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绝对的赢家,也没有绝对的输家——虽然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中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组织和个人的利益.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主体公开反对全球化.当前的全球化并不是以完全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只有积极应对,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在相当程度上,反全球化针对的并不是全球化的正面成果,而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位作者主要表达了这样几个重要观点:(1)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共时性的同构关系,类似于物理学上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2)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区分为当前和未来两种不同的历史形式.(3)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并不是完全意义(政治统一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同质化)的全球化.(4)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包含原生矛盾和次生矛盾.(5)全球化对于所有国家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都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自己的同时付出代价;只是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6)反全球化针对的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7)发达国家作为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主要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中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组织和个人的利益.(8)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只有积极应对,抓住机遇,趋利避害.上述观点总体上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作者实际上认为,“全球化”存在概念和现实的不一致.但有些观点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例如:能否把全球化说成是一把“双刃剑”;能否把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看作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现阶段是否可以形成“以完全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全球化.此外,“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主体公开反对全球化”的判断现在已经过时了.

(二)对“全球化”的认识

1..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和内涵

题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研究论文概括地指出:“全球化”( 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于1985年提出来的,但目前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跨国投资的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信息交流日趋快捷和方便、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等等,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是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有的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融合,并最终向无国界方向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有的指出,在很多人看来,“全球化”说的是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有的认为,全球化发展涉及“主体和客体”两者的流动,即货币、服务、货物、人员的流动和跨国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有的则鲜明地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研究论文援引国际社会有关文献指出,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在题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上,给“全球化”所下的定义是: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度报告又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的报告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和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研究论文作者认为,全球化应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不同的定义.狭义地说,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即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服务和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信息等)的流动更加自由和充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联系和合作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全球经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广义而言,全球化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全球各种力量融合的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错综复杂的动态复合系统;是一个持续渐进、瞬息万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或概念.

由上文可见,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认识存在广泛的共识;各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化的定义可谓大同小异.全球化的核心是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和国际间的“相互依赖性”.作者把全球化区分为狭义的全球化和广义的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超出了经济活动的范畴.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不是等同的概念;世界经济能否实现“一体化”.

“百度百科”综合了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部分研究成果,概括地介绍了关于全球化定义和内涵的观点,指出: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当代的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跨越国界的)、自由化(经济学意义上的)、普遍化(价值观念和文化趋于同质化)和星球化(消息传播和文化安全)这四个方面.古时人们就曾因为贸易交往而有国际化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早期全球化的开始.但是,对于全球化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存在,仍然存在争议;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 在国际化中更重要.据此认为,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化.有学者认为,现今的全球化水平并没有超过过去时代.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四个问题,也是四个矛盾):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与这四个问题相对应的是四个全球化特征: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全球化程度的计算方法基于五大驱动全球化因素:贸易的开放程度、资本流动、科技和意念交流、劳动力流动和文化整合性.

以上关于“全球化”的概述,表达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1)能否把“星球化”作为全球化的内涵,并和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相并列.(2)无论是“四个问题”还是“四个特征”,所表达的都是“问题”或者负面结果,未体现出全球化的积极作用.(3)古代(例如汉朝)的贸易交往能否叫做“国际化”,并将其称为“早期全球化”.

“智库百科”指出: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在这里,全球化一开始就是一个广义的“多元概念”,从长远趋势来说可能是对的;但和现实多有脱离,而且,在人类社会现阶段,能否形成涉及多方面内容的全球化还是个问题.

萨米尔·阿明( Smir Amin)认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已经世界化的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他还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西方列强专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建立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不平衡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他的观点十分鲜明,认为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化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殖 义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和其他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其他学者那里,主要是从经济活动方面谈论全球化,而撇开了经济关系和经济时代;而在萨米尔·阿明那里,完全是从经济关系的本质方面认识全球化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第二,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和西方列强主观愿望的产物.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全球化定义和内涵的认识不尽一致,趋向两个极端.更多的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基本内涵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他们并未鲜明地指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更没有和新自由主义的长期盛行联系起来.可见,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2..关于全球化产生的经济原因和推动力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至今已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可最早溯源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这段时期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殖民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初步具有了世界性的特点.第二阶段,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使更多的国家和民族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第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经济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第四阶段,快速发展的进程被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所打断.第五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获得迅猛发展,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球化的技术基础;二是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势地位不断增强,跨国公司的突飞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不断完善,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上五个阶段可概括为初始阶段、扩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中断阶段、迅猛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形式、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形成及不断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智库百科”概括指出:工业文明陷入困境是全球化到来的前提.人类要规避各种风险现实化,要规避全球性灾难的发生,要阻止文明世界的全面崩溃,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的人们必须订立契约、共同行动,积极地寻求解决措施,自觉地形成一种全世界的文化差异和平相处、彼此尊重的全球依存状态.因此,工业文明的困境是全球化到来的一个前提,在现代文明的危机中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时代.人类只有联合起来共同解决面临的危机,才有可能度过难关.进而指出:全球化时代既产生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中,也产生于促使全球化到来的各种力量中.这些力量主要是指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人道主义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是全球化的客观动力,而人道主义因素则构成了全球化动力的主观部分.概括地说,全球化时代既产生于现代化的危机中,也产生于现代化的成就中,现代化成就则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中,有学者认为,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就是: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信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因此,全球化的出现既是各种客观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们积极参与、共同创造的一个主观进程.全球化时代是继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之后的一个新时代.在这里,全球化并没有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并不认为是早已经出现的趋势,而是被看作是应对工业文明困境的产物,是各种新的客观力量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是人们积极参与、共同创造的一个主观进程”,是“继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之后的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说,全球化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现在刚刚开始.这种观点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质,虽然新颖,但和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相脱离.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度报告认为,促进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是:关贸总协定八个回合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一系列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惊人的发展.在这种观点看来,全球化的主要促进因素是国际贸易协议、放松金融管制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这种见解似乎有些倒因为果.难道国际贸易协议和放松金融管制不正是为了适应“资本的全球化”而出现的吗?难道真正的“促进因素”不正是资本的不断扩张吗?

萨米尔·阿明认为,全球化是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和全球化同时出现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竞争和全球的金融化.在1875年到1945年(或者是1949年)期间的第一次系统性的危机中,资本主义发生了三点变化:一是从资本主义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竞争;二是资本主义走向了全球化;三是全球的金融化.在开始于1975年至今仍然在持续的第二次系统性的危机中,资本主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全面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二是全球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兴国家逐步将市场融入到全球的垄断资本主义市场当中了;三是金融化的纵深发展,以至于现在面临着大量的金融泡沫.萨米尔的观点和上述观点类似,认为“全球化是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其实,多次世界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样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发生的.

按照以上文献所说,关于全球化产生的经济原因和推动力,可概括为四种观点:第一种,全球化来自经济力量.第二种,“全球化”是应对“工业文明”危机的产物.第三种,全球化产生于市场的自由化.第四种,全球化是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一系列新变化的表现.上述观点从不同层次阐明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和推动力,对我们全面系统认识全球化是有益的;但并未形成共识,需要进一步作出科学的经济分析.

3..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这里把“全球化”作为狭义的概念(经济全球化)来考察.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有六方面的表现: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二是贸易的全球化;三是生产的全球化;四是企业的全球化;五是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六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谓“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全球化上述六个方面的表现,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的世界规模的社会化:企业的社会化、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市场信息的社会化.

4..关于全球化的利弊和影响

从“百度百科”概述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感受和评价可谓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尤其认为,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多数学者对全球化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值得重视的是对全球化的负面评价.有些学者对所谓“全球化思潮”持否定看法,并指出了全球化理论和信仰的“反动”本质.萨米尔·阿明就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全球化给拉美和亚洲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另有学者(黄树东)也指出,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是,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而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于是,对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议题的背后,一个新的理论和信仰开始升起.这是一个建立在丛林原则上的信仰.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这种信仰表面上赋予了强者和弱者同样的自由,但实际上,在这种“自由”的面纱下,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上述观点共同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和剥夺”.他们对全球化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这种评价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对立的生产方式,迄今为止资本的全球化的确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和剥夺”;但问题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符合,就不能认为是“反动的乌托邦”.判断全球化是否具有“反动”的性质,只能坚持“生产力标准”.

“智库百科”指出: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诚然,站在拥护者和批评者各自的立场看问题都各有道理,但“大道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本身的发展.人们对“全球化”的评价可以见仁见智,甚至存在两极对立,但总应当有统一的客观标准.

“百度百科”和“智库百科”对全球化的概述共同认为,全球化的影响主要有下述若干方面:全球范围通用标准数目的增长;国际贸易的增长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由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各种文化的融合及创新;贫富差距的扩大;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发达国家工业垃圾对发展中国家环境的破坏;文明以及价值观的冲突;共享信息资源的不断增长;移民的增长;恐怖主义的全球化;提升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按照这种认识,全球化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但并没有主次之分.特别是,这里没有重点谈及全球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负面影响是全球化的主要方面,那么,全球化进程就不可能持续下去,甚至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可见,如何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全球化,现在仍然是一个问题.

5..关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性质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认为,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可抗拒的趋势.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历史的进步.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之所以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完全是因为,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同生产力和人类本身的发展相一致的;反之亦然.这种认识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三)对“反全球化”的认识

1..关于“反全球化”的内涵和核心

“百度百科”的说明:2000年4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发表《千年报告》,在谈及全球化问题时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虽然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张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但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也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按照安南报告所说,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反全球化”问题,人们所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但是,第一,如果这种“悬殊差异”足以使许多人“受到伤害”,“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全球化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了.第二,如果这种“悬殊差异”是全球化必然带来的,那么,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悬殊差异”也就无异于反对全球化本身.

“智库百科”的说明:“反全球化”是指来自西方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那些多少质疑、反对正统全球化的思想、政策、做法和行为.反全球化是一种概括性的称谓,实际上有着多重的面孔和表现,既指一类运动,也指一类思潮,有时也指一种情绪.反全球化富有多种涵义,从多个层面表达了人们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种种不满,因而又被称为“反资本主义运动”“反公司运动”“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等.在很多情况下,在西方媒体与公众争论中,“反全球化”只是一种总体的、抽象的称呼,用于表达虽有联系和共同点但不尽相同的涵义.除上述涵义外,还包括:“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经济”“反贸易自由化”“反美国化”“反霸权主义”“反跨国公司”等等.在不少情况下这些概念互相通用.按照这里所说,“反全球化”作为概念是对多种涵义的概括,因而具有抽象一般的性质;而在现实中,“反全球化”不过是“从多个层面表达了人们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种种不满”.但在这“多种涵义”中凸显了两点:一是反对国际间的经济自由(尤其是贸易自由);二是把“种种不满”同现代资本主义直接或者间接地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两点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经济自由处于表层,现代资本主义关系处于深层.在“反全球化”的思潮和运动中,有些人反对的是现象,有些人反对的是本质;有些人是具体地反对,有些人是抽象地反对.

2..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和矛头所向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说:从20世纪末开始,反全球化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让人感到惊诧的是,全球化的中心与动力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中心与动力也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庞杂.从参与者的个人成分看,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反对现存国际秩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如:抵制新经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左翼力量,担心全球化将导致资本统治的 派;二是对经济全球化持极端看法的人,如某些要求恢复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极端分子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三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四是环保主义者、性平等者、人权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从总体上看,人权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性平等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在全球化潮流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和群体;二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以及对国际经济组织行动准则不满的人;三是对现存制度和秩序不满的人.目前参与运动的组织主要有:(1)工会组织;(2)反对国际会议与国际机构的组织;(3)环保组织;(4)人权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代表第三世界的组织等其他组织.上述各种组织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和群体的利益,它们并不都代表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但在反对全球化的旗帜下它们集合起来,找到了某种利益的结合点.这里所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反全球化的中心及动力源和全球化一样,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第二,反全球化的主体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来自从“左”右(保守)两个极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国际秩序的人们;二是来自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第三,全世界不满现状的人们在“反全球化”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反全球化”运动产生于发达国家?为什么“左”和右两个极端都反对全球化?为什么“反全球化”成了全世界不满现状的人们的一面旗帜?

“百度百科”指出:“反全球化”的主体和矛头所向主要是:(1)以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为宗旨,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侵蚀和支配的宗教文化运动.(2)以阻止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实力为主要目的的思潮或意识形态.(3)受到全球化威胁或剥夺其就业的发达国家部分劳工所进行的抵制.(4)社会主义等“左派”力量、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分子等成分,对全球化及其负面结果的反对.这里所说和前文内容有一致,但又有不同.第一,“反全球化”的主体和矛头所向,首先是发展中国家旨在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宗教文化运动”;其次是发展中国家旨在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思潮或意识形态”;再次是发达国家的劳工为了就业而对全球化进行的抵制;最后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各方面群体反对“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后果.按照这种说法,尽管反全球化的行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同前文所谓“发达国家是反全球化的中心和动力源”的判断相矛盾.哪一种判断比较符合实际,需要进一步澄清.

“智库百科”指出,反全球化者所反对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和指向:(1)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中出现的种种弊端;(2)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3)反对带有某种倾向的全球化.总之,反全球化者并不是反对一般的全球化,而主要是反对西方垄断资本、国际金融资本扩张和剥削的全球化,反对不公正、不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反对那种只给资本家和跨国公司带来超额利润、给富国带来福音,而给劳动者阶层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剥削、贫穷甚至灾难的全球化.这一概括和安南的报告相一致.首先,这一概括把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同“反全球化”区别开来了.这就意味着,“反全球化”这个概念并没有确切反映现实运动和诉求的内涵,因而,把“反全球化”作为一面旗帜并不妥当.其次,从这一概括得不出“发达国家是反全球化的中心和动力源”的判断.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反全球化”运动总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呢?需要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3..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诉求

“智库百科”把“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诉求概括为下述四个方面:(1)天赋生存权.包括:生存必需资源的免费或低廉代价获得;社会服务维持公营,反对商品化、私有化以及外判;反对进一步扩大金融、投资、贸易上的“自由化”和地区整合;居民权益置于首位和商业利益之上;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并以缩短工时而不降低劳动条件来逼迫资方增加雇用人数减少失业.(2)对抗财阀.主要针对垄断财团和跨国公司.总的原则是,人民的和劳动者的利益高于企业的和资本的利益.内容涉及全面就业、保障劳工、缩小差距、保护环境;限制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垄断财团、限制特殊资源的商品化,监管上市公司、干预跨国企业的分配、强化税收的再分配,实行 经营和社会监督,等等.(3)环保永续发展.全面禁止核武及核能发电;把汽车、能源工业逐步收归公有;就运输与能源业的永续发展进行 规划,以减少温室气体.惩罚及公布危害环境的工厂公司名单,并要求可恢复范围内恢复环境原状,查扣公司及负责人资产作为恢复费用.(4)官商政治透明.本地公共权力机构以及地区或国际协议及机构,都必须贯彻资讯透明及真正 的原则.发展工人、妇女、环保运动的国际性联结,跨国公司必须承认国际性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取消第三世界债务,扭转目前过分的“出口导向”方针,改为锐意发展国内经济.反对削减乃至努力增加社会福利及教育开支.反全球化运动者意识到,仅凭这些诉求并不足以根本扭转跨国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许多主张也无法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完全实现,但可以成为引领运动往建立一个真正 平等的新社会方向迈进的桥梁.

反全球化运动的某些诉求有一定合理性;其积极意义在于,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有可能对资本的消极方面形成一定的制约和限制.但问题是:第一,在人类社会现阶段,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基础上,包含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诉求有没有可能实现.第二,是否存在“天赋”的“生存权”,有关诉求是否属于“生存权”范畴.

4..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形成过程和主要指向

“智库百科”指出,反全球化运动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针对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其负面影响,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批判、抨击、抗议愈演愈烈,到20世纪90年代末,终于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反全球化运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如下:(1)2019-06-26,《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当天,世界上最大的反全球化组织——“人民全球行动”——在墨西哥南郊的哈帕斯州成立,其宗旨是发动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2)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大会,有200多个社团同时召开专门会议,揭露把大部分国家和人民排除在外的发展模式.(3 )2019-06-26,2000多人在英国伦敦举行集会,抗议当时在德国科隆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酿成数十人受伤和100多万英镑财产损失的重大事件.这次事件被认为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开端.(4) 2019-06-26,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世贸组织“千年回合”会议,4万多名抗议者与 发生严重冲突.从此,抗议全球化的浪潮在全世界此起彼伏.(5)2019-06-26,在巴西南部港口城市阿雷格里召开的反全球化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专门致信表示支持.这次会议创立了一个反全球化组织——“世界社会论坛”.自此次(第一次)反全球化大会之后,每年召开一次反全球化大会.参加大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关注和所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

从上述来看,“反全球化”运动把反对矛头直指跨国公司、世界贸易组织( 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经济组织,指向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规则,以及作为全球化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抗议发达国家通过推动全球化进程来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和破坏生态环境;主张保卫人权;提出豁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呼吁发展中国家的工会组织与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联合起来,抵制全球化对工人的消极影响;等等.总体而言,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是对标榜公正与平等、繁荣与富足的全球化的一个极大讽刺,它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反全球化已越来越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其本身也已全球化了.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减少或纠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按照以上所说,反全球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不会是普通民众,但他们发动了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参与其中;反全球化运动是从反对自由贸易开始的,进一步扩展到反对所有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国际经济组织和“七国集团”,进而上升到反对作为全球化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的舞台主要在发达国家,但却是以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的.

5..关于反全球化运动和国际共运的关系

“智库百科”指出,从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中可以看出,反全球化运动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特殊的国际运动.这个运动的锋芒一开始就直接指向以美国为首的主导全球化的七国集团,指向主要依照七国集团制定的规则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广泛发展得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人的关注,并开始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逐渐结合起来,以期将反全球化作为左翼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西方国家 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大都认为,经济全球化源于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对全球化的质疑和批判,主要集中在主导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剖析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危害性后果.应当说,尽管西方国家 人对待全球化的观点有着偏激的一面,但其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却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它意味着,反全球化运动已经由以往带有的相当的无政府主义和盲目分散性,开始向理性的新阶段发展,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它亦向世人表明,西方国家的 人已经开始从苏联及东欧剧变后的茫然失措中走了出来,更多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及国际的、时代的实际结合起来,以此探索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上述考察和认识值得重视.从这里可以看出,左翼共产主义者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不够清楚的是:是西方国家的 人发动了反全球化运动,还只是参与、利用和提升了这一运动.至于反全球化运动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是否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和新的形式”,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理论分析.

6..关于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认为,反全球化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一国内和各国间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依附理论、比较优势陷阱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它的力量构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某些民族国家;另一类是各种各样对全球化效应严重不满的“反全球化力量”.福布斯集团董事会主席温伯格认为,目前反全球化的呼声更大程度上是表明一种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在全球泛滥,反全球化的人只是在反对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问题思考的人.按照该文所说,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全球化本身的“两重性”,它内在地包含着不平等因素.但问题是,能否用“两重性”来说明“根本原因”.况且,“平等”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不同阶级具有完全不同的平等观.

“百度百科”指出,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的全球矛盾仍然是穷者与富者的对立.这种对立所反映的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有一种危险性,后果不堪设想:未来世界处于资本的统治、技术的统治,少数集团、少数国家统治之下,即全球 丧失下的全球治理.二是全球化使得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空前突出.多元文化认同、多元文明如何与单一经济共存是世界性挑战.三是全球化的人性面不足.特别是如何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数者问题.所谓少数者,是指那些在全球化中最没有竞争力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与民族(族群、部落)、被排斥的人群、试图保护自己的特性不受影响的团体与个体等等.按照这里所说,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一系列对立的关系:贫富对立、民族对立和强弱对立.这种见解能够正确地解释一部分诉求,但不能充分说明这一运动的复杂性,更不能说明西方国家本身为何也加入到反全球化的队伍之中.至于“人性面不足”属于道德范畴,不属于“主要原因”.

“智库百科”指出,“反全球化”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四:第一,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贸易、技术及金融等方面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仅受制于资金困难、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威胁,而且直接遭受西方国家的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之苦.近年来,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合理、不公正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加突出.第二,反全球化运动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便逐步发展为全球性资本运动即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合理的调节.但是,业已存在的国际机构基本上是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的,是为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服务的,不可能充当“世界政府”的角 .因此,经济全球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并扩展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端和局限.所谓“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世界的扩展,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第三,反全球化运动源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曾经预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收人分配会变得越来越平等,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将缩小.但事实恰恰相反.无论全球化对北半球有多么大的影响,对南半球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当今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活动规则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不发达国家则被日益边缘化.第四,全球化缺乏管理也是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为了保持发展中国家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既要适当改善全球管理,又要让各国灵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能够为世界所接受的有效的全球管理,而且各国都出于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置国际经济秩序于不顾.按照以上所说,反全球化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一基本矛盾外化,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缺失的全球化管理则加剧了这一矛盾,使人们感到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公平.这就意味着,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平列的,而且并不都属于“原因”,有的不过是根本原因的结果.从“基本矛盾”人手寻找原因是正确的思路.反全球化运动的根本原因,应当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到对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中去寻找.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的是:所谓“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是不是全球化本身带来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矛盾;能不能把克服这一“基本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合理调节”.

美国引领世界进入反全球化时代, 日本成最大受益者? 视频时长:04:56 美国引领世界进入反全球化时代, 日本成最大受益者? 播放:12006次 评论:8075人

7..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作用和影响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认为,反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多数反全球化势力也都不反对全球化本身,而只是反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反全球化不可能阻碍全球化这一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趋势.反全球化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全球化,正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全球化的主张提醒人们,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这里,把反全球化看作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有意思的新见解.这一提法是否可以理解为:反全球化运动是从全球化的发展中衍生出来的,并不是独立于全球化的,而是内在于全球化体系之中的.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全球化的阻抗“对全球化的反动”,但对全球化却内在地起着规导作用.但“组成部分”的提法和“双刃剑”的提法有矛盾.问题在于,全球化的“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是否能够成立,从而构成“双刃剑”的“一面”.

“智库百科”指出,反全球化同全球化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作用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积极作用和影响是:第一,反全球化运动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理性思考.解决全球化争论的关键是要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减轻或者消除该潮流所带来的负面代价.第二,反全球化不会阻碍全球化发展这一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趋势;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争取自身的利益.第三,反全球化提出了建构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迫切性.大部分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经济的不良后果.第四,反全球化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从长远看,当前反全球化运动最深刻的启示应该是:不能听任全球化进程只受野性的市场力量支配,而必须有驾驭全球化的相应制度安排.第五,为发展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均反对由西方主导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利益分配,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普遍存在不信任感和警惕.第六,反全球化最现实、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出现调整.美国等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开始借鉴一些欧洲国家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经济政策,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新的结合点.消极作用和影响是:第一,反全球化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具有片面性,所提出的理论缺乏科学性.有很多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是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第二,有的反全球化行为虽然切中当今世界的要害,但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科学途径.第三,反全球化运动更易被发达国家利用,成为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施加限制的新借口.上述对反全球化运动的“两点论”见解似乎符合辩证法,也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反全球化思潮;但明显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说,反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于纠正全球化中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又说,国际社会很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产生不能归咎于全球化.一方面说,反全球化运动促使发达国家加紧进行社会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又说,反全球化更容易被发达国家所利用.谈论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关键在于搞清楚,“反全球化”运动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如果反对的是有可能避免的全球化的负面结果,那么,这种反对可以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因而是积极的;如果反对的是全球化对自己不利、但对人类有利的结果,那么,这种反对就是消极的,而且是不会达到目的的;如果反对的是全球化本身,那么,这种反对就是纯消极的,等于逆潮流而动.因此.不应当笼而统之地谈论反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另外,既然反全球化运动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鱼龙混杂,没有一致的诉求和目标,那么,要求反全球化运动有“科学的理论依据”是不现实的.

8.关于从反全球化运动反观全球化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全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认识到全球化的利与弊,谨慎对待全球化.第一,当今世界经济表面上的“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与危机,不是只有反全球化力量才看得到的.联合国已经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显著扩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省.第二,反全球化是对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流行的至今仍占上风的“历史终结”“美国胜利”的莫大嘲讽.新的世界矛盾——仍然是穷者与富者的对立——正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孕育,只不过以新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三,全球化使得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空前突出,许多国内冲突(暴力与非暴力的)与民族(文化)认同关系极大.第四,“全球化要具有人性面”,是目前世界的共同呼吁.“反全球化”者要求善待全球化中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少数者.这里所说的主要之点是,从反全球化运动看到了全球化中的问题和弊端.直观地说有一定道理,国际社会确实应当从反全球化运动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新思路.但是,从本质上说,与其说“从反全球化运动认识全球化中的问题”,倒不如说“从反全球化运动认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新问题”.问题还在于,看到了问题是一回事,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解决又是另外一回事.

“智库百科”指出,反全球化运动所揭露出来的世界性问题是严重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在经济上,全球化带来的不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进步,而是全球性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 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而是更多的“ 赤字”和战乱.在文化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观的强制推行即“文化侵略”,损害了地区文明,破坏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在价值观念上,西方在全球推广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尊重他国的国情、历史和现行制度,其结果将不是全球化下各种价值观的共存共荣,而是冲突和灾难.透过反全球化的声音,我们更容易注意到世界经济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着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危机,更容易看清全球化的实质及其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利与弊,尤其是它的负面效应.这里从“实质”上尖锐地指出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是全球化带来的,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异化带来的?即使视为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历史地认识这些问题,问题和成就相比何者是第一位的?

上述见解共同认为,透过反全球化运动更加看清了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这既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球化“实质”的反思.这种认识是否全面和确切,值得进一步思考.特别是:全球化进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的性质和根源究竟如何认识;反全球化运动本身是否也存在问题.

9.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反全球化运动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文认为,只要我们客观正确地对待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必将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一块最好的磨刀石.首先,反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延伸,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其影响与规模已经构成另一种全球化.其次,反全球化是让全球化的脚步走向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方向.反全球化浪潮更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呐喊.应该让大多数人民真正参与全球化,只有广大人民对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有了切身感受,全球化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源,全球化才会有可持续性.再次,不能听任全球化进程只受市场力量支配,而必须有驾驭全球化的相应制度安排,否则全球化的社会成本太高,将在根本上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需要形成 国际制度.在国内,各国首先要加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在国际,现存国际经济组织要加速机构改革,对各国政府与人民更加负责,增加机构与工作的透明度,并接受全球各地公众的监督.地区是沟通全球与国家的中间环节,有关国家应在地区一级积极探讨多边合作、地区一体化的模式,争取使类似欧洲、东亚这样的地区在全球化的制度结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最后,从长远看,当前反全球化运动提供的最深刻教训应该是:世界各国应尽快探索“全球治理”之道.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为了一个更均衡的、可持续性的全球化, 、公正与合理的全球治理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以上见解主要是从正面看待全球化的.但是,我们应当对“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寄予多大期望?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全球化进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只要问题是合乎规律地产生的,属于不能不付出的历史性代价,那么,在现阶段,通过“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得到解决就是不可能的.

另有一些学者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反全球化”提出了如下见解.

有的指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宣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崇拜.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一脉相承,是强者统治世界的权杖.新自由主义的背后是大国利益,全球化是国家博弈的工具,受到处于控制地位的国家的支配.全球化蚕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际金融资本在资本自由流动中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全球化通过国际协定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等等.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推手.在经历了几乎100年的探索和摇摆以后,美国终于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成为了超级大国.然而在它成为超级大国以后,却开始试图把竞争对手关在那扇通向强国之路的大门外面,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美国不仅左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机构,还主导着许多国家的内外经济选择.全球化是美国统治世界的权杖.拉美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只有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一个民族才有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立站起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量身打造的枷锁.在这里,作者全面充分肯定了反全球化运动,并将其和“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同起来.这种看法固然鲜明、深刻,或许在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劳动阶级、弱势群体、落后国家的利益.但是,自从原始共同体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是在对立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式中前进和发展的.那么,人类社会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在总体上摆脱这种对立的关系和形式的时候了吗?另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保护主义一新自由主义一保护主义.对此又如何作出科学的解释呢?

有的指出,近期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同全球化趋势相背离的现象:美国有“特朗普现象”,英国为“脱欧”而争斗,德国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美国两党候选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说不,等等.这种种现象引出了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情绪和言论.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现象呢?问题的根子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华尔街金融风暴已过去8年,但发达国家经济依然复苏缓慢.债台高筑与失业率高企,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生活持续恶化,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了机会和希望;经济不振则导致贸易壁垒升级,资产保护、反外资、反移民等现象迭出;而政治右倾又使得民粹主义、反移民、种族主义等大行其道.结果,反全球化便成为对现实不满的发泄,也成为在野政治家手中一张反政府王牌.从历史上看,全球每次大的危机过后,往往伴随着民粹主义等极端行为.但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毕竟不是西方化,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各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因素.过去20余年中,经济全球化使全球南北差距渐趋缩小,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如果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阶层在全球化下过得更好,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整体上是有益的.事实上,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迫使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无序发展进行反思.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记取教训,在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遵循共建、共商、共享原则,重心需从制度安排转向和谐发展,探寻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重新赋予经济全球化生命与活力.以上比较客观全面地表达了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看法,总体上值得肯定.但是,断言“问题的根子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还值得商榷.

有的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反全球化声浪就日益高涨,过去主要限于学术、舆论和民间层面,而现在已经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层面,这充分说明了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这个全球化的后进者和规则的接受者,反而正在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最可能的领导者.那么,为什么处在国际分工产业链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对全球化,而赚着微薄加工费的中国却在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呢?究其原因主要是:首先,中国和西方面对全球化的心态不同.全球化在西方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失意者的相对剥夺感和不满.而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虽然并不比西方低,也同样出现了不同阶层、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分化和鸿沟,但各个群体大体能相安无事.而且,经过不断的正面教育,使得推进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差不多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其次,中国和西方的社会氛围不一样.二战后,西方兴起福利主义,强调政府对人民的种种义务和责任,个人为自己负责的精神渐渐减退.而中国盛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人力争上游,长时间工作、频繁加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很少人会在这方面对政府寄予厚望,一般也不会诿过于来自外部的竞争.第三,中国对全球化是有选择性的.迄今为止,中国对全球化的拥抱是有选择性有节制的,主要加入的是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全球化,资本、人员流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球化基本谈不上,这使得中国可以尽情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而避过了相关的风险和陷阱.总之,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全球化的正面态度,是建立在中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和策略之上的.在这里,作者发现了一种不合逻辑的反常现象: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最可能的领导者”.作者将其原因归结为“国情和策略”的特殊性——更多地归结为社会意识和政治决策的差别,而不是经济基础.这种见解有一定表层的道理,但很难说有充分的说服力.

按照以上所说,尽管确认全球化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但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肯定大大超过了对全球化的肯定.可见,如何正确认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以何种指导思想认识这个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认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

在整个国际社会,人们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仅对概念的定义和内涵的解读不尽一致,所强调的重点和认识的深度各有差异,而且,对其利弊的认识更是大相径庭,甚至表现为两极化.认识的差异不仅来自认知能力,而且来自利益关系和阶级性质.正确的认识只能来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到目前为止,科学的理论指导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方法和经济理论.

(一)对“全球化”的认识应当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

“全球化”这个概念应当在“普遍化”和“世界性”的意义上使用.自从“全球化”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以后,尽管有学者对它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提出质疑,但仍然有更多的学者人云亦云,充其量不过是作不同的解读.其实,“全球化”这个概念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科学和准确的概念.人们应当仔细想一想:“全球”是个什么概念,“化”是什么意思,被“化”的是什么,能不能做到“全球化”.首先,“全球”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也是一个国际社会概念.人们在谈论“全球化”时,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全球”这个概念的.因此,“全球化”所表达的,在很大程度上,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是人类经济社会关系在国际范围、国际规模上的社会化.其次,“化”的本义所表达的是事物的性质和形态(状态)的变化,即从一种性质到另一种性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而且,就变化趋势来说,总是要达到质的转变(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等等都是如此).再次,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化”的,最初是所有不同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是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但问题是能不能“化”,哪些能“化”,哪些不能“化”.从历史事实来看,有的能“化”,而且必然要“化”;有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或局部范围内可以“化”;有的基本上“化”不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同一阶段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宗教传统不同.有些东西是始终化不了的,就像物种的多样性会始终保持下去一样.因此,就现阶段来说,所谓“全球化”只涉及人类社会一定阶段有限的范围和有限的内容.因此,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来表达,难免言过其实.“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已经产生的抗拒和阻碍力量,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和有限制地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格局不是开天辟地就形成了,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事实上,全球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统治地位之时才开始的.现在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的依赖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化,使各国的生产、流通、消费更加具有世界性质.可见,“普遍化”和“世界性”比“全球化”更切合实际.后面将进一步说明,“普遍化”和“世界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法,是比较准确科学的表达方式.但即便如此,这种“普遍化”和“世界性”也是相对的和有限度的——既不能不受到现存落后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阻碍,也不能不受到主权国家超经济力量的阻碍.不过,既然“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本文也不得不“入乡随俗”;但只是在“普遍化”和“世界性”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

应当把全球化区分为具有质的区别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形式.有的学者已经对全球化作了“狭义”和“广义”,“现实”和“未来”的区分,但其涵义需要进一步明确.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都考虑在内,那么,“全球化”就不只是一种形式和当前的状态,而是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形式.首先,从政治经济学上看问题,最具有质的区别的是全球化的下述两个阶段和两种形式:一种是现实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另一种是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的全球化.人们现在谈论的全球化,即现阶段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其次,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来说,又可以区分为“狭义的全球化”和“广义的全球化”.前者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后者则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内涵,同时包括非经济内涵在内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期,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此后,全球化的非经济内涵逐渐增加.已有的实践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但首先和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化.经济全球化作为狭义的全球化,是对社会再生产(包括资源配置)和消费具有世界性质的简要概括,也是现代社会本来意义的全球化.现代社会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的,是以政治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很多经济关系就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和条件下,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全球化的,主要是以商品、货币、资本为纽带的经济联系.流动性最强的是竞争性领域的商品和金融.就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来说,主要限于物质要素(包括货币和金融);人的要素的流动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国家这个主体的限制,自由度小得多.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化,非经济方面(例如语言和文字,文化和宗教,政治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等等)的传播、输出、推销、强加于人都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直接为资本服务的方面.但是,非经济方面的“全球化”难度要大得多,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有的方面也许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壳被剥掉,经济关系不再具有对立的性质,劳动产品不再具有商品和价值的属性,而生产的直接目的不再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人们的交往不再受到商品、价值、货币、资本、民族、宗教、意识形态、政治国家等等的限制,那么,不仅经济全球化会达到极高的程度,经济交往的形式发生质的变化,而且,非经济方面的全球化进程也会大大加快.到那时候,“化”什么和不“化”什么,都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取决于是否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人类的文明进步.这也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把全球化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形态,已经没有意义.

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是社会再生产和消费具有世界性质.概念是对现实的抽象和概括.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定义“全球化”,而是从现有的实践中发现和总结经济全球化的内容,进而形成共识.政治经济学考察全球化的重点自然是经济关系,但也涉及生产力、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组织.科学技术是全球化的物质条件,但不属于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内容.经济活动的世界性质是以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价值形式的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资本的自由化为前提的.全球化也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竞争的表现和结果.因此,经济全球化包含着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的普遍化、自由化、国际化、世界性的内涵.讲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切忌主观片面性.首先,讲全球化不能片面讲问题,更不能只讲问题;而首先应当讲全球化的历史作用和巨大功绩.其次,讲全球化的特征不能只讲弊端方面和消极方面,而应当着重讲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对国家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要求.

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造成的结果可以称为“工业文明”.所谓“工业文明”是以大机器工业为开端的,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工业文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只是建立在小生产方式基础上时,劳动只是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自己特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时,劳动就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了.这时候,全球化进程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或工业文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贫困(至少是相对贫困)、工人失业、经济分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总会有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相伴而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工业文明在其发展中,已经包含了“技术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了.所谓“全球性灾难”无非就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至于国际贸易协议、放松金融管制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过是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不是全球化借以产生的“主要促进因素”.由此可见,全球化不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现象”,不是“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全球化不是“工业文明陷入危机”的产物,不是“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产物”,因而也不是达成国际贸易协议和放松金融管制的结果.把全球化看作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时代,认为“全球化时代既产生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中,也产生于促使全球化到来的各种力量中”,或者“既产生于现代文化的危机中,也产生于现代化的成就中”等等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问题的关键是,应当把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本身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别开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后发展国家也加入到资本全球化的进程,进而发生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过标志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人们对“全球化”“是非功过”的评价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两极对立,其症结在于缺乏科学的客观标准.评价经济全球化“是非功过”的唯一正确观点和方法,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唯一科学的判断标准,就是有利于(适应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标准,简而言之就是“生产力标准”.既包括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包括人本身的发展.那种把全球化完全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看作是“反动的乌托邦”,看作是“西方列强专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建立的殖民和半殖民的全球化模式”,看作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和剥夺”等等观点,都是不确切的和站不住脚的.在这些观点看来,好像全球化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和西方列强主观愿望的产物,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似乎全球化本身就是“恶”的和“坏”的、没有任何好处可言的东西,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空想,是逆潮流而动的.这些观点虽然看到了资本的本质,但离开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离开了生产力标准.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成就和反映出来的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了全球化带来四个方面的“世界性严重问题”:经济上更加不公平合理;政治上 倒退;实行文化渗透和侵略;把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人;但如果只讲问题而不讲成就,那就无异于全面否定全球化.诚然,我们透过反全球化运动更加看清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使人们对全球化进行反思.但是,必须明确,全球化作为历史的巨大进步,其成就是基本的和第一位的,而问题——除纯粹人为造成的以外,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的代价,而且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反全球化运动某些方面可能有利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但这一运动本身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凡是有可能阻碍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诉求,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倒退的因素.

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全球化概念绝不可能超出现有的经济条件.这里主要澄清两点:第一,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全球化还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概念.从长远趋势来说,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而且广泛涉及科技、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民族、思想观念、人际交往等多个方面.到那个时候,把全球化看作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广义概念或多元概念,应该是正确的.但就现阶段来说,全球化基本上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还够不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概念”.那种认为“全球化和民族国家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全球化从根本上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根基”的观点,过分夸大了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如果说有“侵蚀”,主要是政治形式,而不是“国家主权”.第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并不是等同的概念.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涵义是社会再生产和消费具有“国际化”和“世界性”,而这一点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经济一体化”指的是经济具有“统一体”和“共同体”的性质.作为“统一体”和“共同体”,不仅共同利益是基本的,而且社会经济不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规划,甚至不能没有一定的产权基础.这种“一体化”性质是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现在,连欧盟都远远达不到“一体化”.因此,经济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一体化”或者“世界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多元化”还是“一体化”,都是以更高的条件为基础的.一旦具备这样的条件,离“世界大同”也就不远了.

中国和西方国家对待全球化的差异在于经济基础.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而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最可能的领导者”,并将原因归结为“国情和策略”的特殊性——更多地归结为社会意识和政治决策的差别.这种见解并非完全错误,但很不准确.既不完全符合实际,也缺乏科学性.首先,反全球化运动固然是在西方国家发起的,但并不是“西方社会”大多数人都反对全球化;至少那些全球化的受益者不会反对全球化.因此“在西方国家不得人心”的说法站不住脚.其次,西方国家既不是从来就反对全球化,也不是天然地反对全球化.它们过去曾经是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只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不能处处处于优势地位.现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现象,说不定以后也会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只要具备类似的经济条件).再次,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全球化的群体和个人,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们不会支持全球化.只是他们意识到,传统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只能使他们陷于普遍的绝对贫困.“国情和策略”的特殊性不能不影响国人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而现在正是曾经被压抑的资本借助于全球化实现自己利益的时候——这是西方国家过去曾经经历的阶段.

(二)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开始的.为了正确理解全球化的本质,必须首先搞清楚“全球化”的起因、起点和历史背景.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是从古代的国际贸易开始的;第二种认为,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世界市场开始的;第三种认为,是从工业文明陷入困境开始的;第四种认为,是从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在时间上是很难区分的.这四种观点都有某种相对的或片面的合理性.但是,只要我们把“经济全球化”作为历史性的关系来考察,那么,第二种观点具有更大程度的合理性;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首先,全球化既不可能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建立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其次,工业文明陷入困境,促使全世界的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竞争中的联合,把全球化推向前进,但是,这种联合并没有创造全球化;再次,世界贸易组织的确为自由贸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并不具有决定意义,而主要是提供了一种“游戏规则”.第二种观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引者注).”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从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开始的,其基本标志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一旦生产和交往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各民族的互相依赖就会从“物质的生产”延伸到“精神的生产”.于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了.这样一来,就会从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世界性)发展到全方位的全球化(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说的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他们对初步的“全球化”的概括,也是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展望.这里所说的“精神生产”,指的是同一定物质生产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科学成果、艺术创作、文学作品,等等.

现代社会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谈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必须搞清楚“全球化”的内涵和本质.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而现代社会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对于这样一种判断,已经形成了一定共识,但需要进一步深化,也需要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我们必须明确: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完全来自资本增殖;全球化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商品和资本.小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经济全球化;建立在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殖 义也不会导致经济全球化;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建立在大机器工业基础上时,同样不会导致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在特定的经济形式和特定的生产方式中形成和发展的.既然现代社会普遍的经济形式是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商品生产,那么,经济全球化自然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者资本的全球化.所谓“资本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就是资本对世界的统治.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不断由资本力量推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固然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商品、货币为纽带的.但是,商品和货币本身并不导致经济全球化;只有作为资本的商品和货币才导致经济全球化.现在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以资本为纽带的,而商品和货币不过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在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交换的种类、数量、比重都很有限,仅仅是自然经济的补充.不用说全球化,就是国内范围的社会化都算不上.就中国来说,原始部落共同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古典古代和中世纪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早就出现了.最早的有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和古丝绸之路,后来又有明朝郑和下西洋.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商贸活动和现在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相去甚远.即使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西欧国家“发现新大陆”的活动和强盗式的霸占殖民地,也还够不上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建立在自己特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经济全球化不仅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建立在自己特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即以机器大工业为开端的自动机器体系;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进入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所表明的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包括产成品、生产资料、货币资本的流动,资本循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全世界趋向于组成一个“地球村”.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开始,引领全球化的是商品的输出和原材料的出口(二者的流动方向正好相反),后来是资本的输出,再后来是生产企业和金融活动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出现;最后是一部分人才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经济性移民).在资本全球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互通有无和优势互补的要求,不是来自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要求,而是来自资本增殖(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要求——金融资本的世界性投机是这种动力的极端表现;几乎全部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都表现为资本(包括虚拟资本)的流通和运动.所以说,现代社会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本质上是对资本、资本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世界性基础,没有“资本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

资本的全球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在肯定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的同时,同样应当肯定的是,资本的全球化是同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是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这个阶段就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经济”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领军人物——“工业司令官”——是资本家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会传播到全世界,固然和资本的贪婪本性直接相关,但归根到底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因为资本的本性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资本按照自己的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简而言之,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它破坏和摧毁一切障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孤立封闭的状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创造物质和精神的条件.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着经济全球化.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同人本身的发展是一致的;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又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在“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管人类付出多大代价和作出多少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的.对此,马克思指出:如果说有人责难李嘉图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人和资本价值的多大牺牲为代价,那么,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的重要之处.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他还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为生产而生产无非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马尔萨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在发展“资本的生产力”的过程中人们所作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对所谓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必须以历史的观点来认识.只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包括贫困、经济分化乃至战争)限于“自然历史过程”的需要,那么,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都是同“发展人类的生产力”、实现“个人的福利”和“个性的高度发展”相一致的.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有可能减小或降低,但不可能根本消除,不可能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实现第三阶段的崇高目标.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看待全球化的重大差别.

经济全球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初级形态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虽然也伴随着某些超经济的力量,但所依靠的主要是纯经济的力量.充分发展的高级形态的全球化有赖于国家的强力推动,尤其是有赖于国际社会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事实正是如此: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相继建立以后,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历史任务、同样实现了生产的商品化和资本化、从而也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后,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后起之秀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传统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才形成今天这种全覆盖的和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这时候,量的积累已经导致部分质的变化.所谓“部分质的变化”就是,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社会有组织、有规则、有管理的经济交往活动,已经是一种包含一定程度“全球治理”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国际金融资本已经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来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推动力,虽然看上去具有超经济的外观,但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暴力”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力).由此可见,“全球治理”并不是现在为了解决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才开始着手创建的,而是已经包含在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之中了,只是“治理”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为解决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全球治理”的要求,不过是赋予“全球治理”以新的和更高要求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和带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这种超出了经济联系范畴的更广领域的全球化,也就是所谓的“广义的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自然要以狭义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但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为经济全球化服务的范围内,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也必然会被强力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是这样做的.除了直接为经济全球化服务的方面之外,还或多或少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方面的输出、推销、交流、融合乃至部分趋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这种情况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了;或者说,“广义的全球化”在一定范围内已具雏形了.但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等方面的交流、融合和趋同,比经济全球化要困难得多,不仅受到政治国家的限制,而且更加受到所处发展阶段的限制.一方面,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从自身当前利益出发,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无论是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不受超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干扰的全球化只能产生于未来社会.到那个时候,已经实现了人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生产的直接目的已经是人本身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政治国家已经消亡.另一方面,那些仍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地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还不具备.因此,在现阶段,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实现.

(三)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是借助于资本竞争的力量推动的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离不开对资本自由竞争的理解.这是大多数学者没有看到的.在人类社会的现阶段,经济形式采取商品和价值形式,生产方式采取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剩余价值,因此,商品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形成,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商品、货币、资本在民族国家内部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生产结构的调整,资源的不断重新配置,都是通过竞争(部门内部或者部门之间的竞争)实现的.市场竞争包含了各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买者之间,卖者之间),但核心是资本的竞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多关于资本竞争的论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自由竞争的分析和认识是非常精辟的.在马克思那里,竞争不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概念,而是同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特殊概念.他指出,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而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和本质的东西是不同的.如前所述,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的全球化是借助于资本竞争的力量推动的.因此,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离不开对资本竞争的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竞争的理论,既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质和积极作用,也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所谓“消极结果”和“负面影响”.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竞争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不是通过超经济的手段实现的,超经济手段(例如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充其量不过是全球化进程的开路先锋和助推器.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拓商品的世界市场开始的,是从商品输出(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输出)开始的;接踵而来的是资本输出和企业输出.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从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借助于资本竞争展开的.反过来,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竞争的过程,就是资本无孔不入和不断占领新的阵地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同落后国家的民族资本、小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发达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和落后国家尚不能生产的现代新产品(所谓“洋货”),把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和同类商品(“土货”)打得一败涂地,而且,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市场.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生产方式的差别、技术构成的差别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这种竞争就是不可阻拦的.其次,进一步发生的是发达国家内部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及各发达国家资本之间的竞争.竞争的过程既是推广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过程.这种自由竞争不仅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集聚,而且,大大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资本竞争面前,任何闭关锁国的政策,任何非经济的手段,最终都是无济于事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私有制基础上,和先前低级阶段孤立封闭、互不交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自由竞争代表了进步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反对和阻止自由竞争则代表着反动的力量.恩格斯指出,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最高、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在私有制基础上任何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其实质都是力图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因而最终必将在竞争面前失败.马克思也指出,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人摆脱了自然联系;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是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执行者,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即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经济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由此可见,阻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无异于阻止资本的自由竞争——这是一种倒行逆施.

自由竞争在传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实现资本的全球化.传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使命;而自由竞争则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强有力手段.自由竞争意味着,资本不顾一切地到处寻找销售市场,到处寻找投资机会,到处建设新工厂和开办新企业,到处安家落户.资本所到之处,迟早都会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到那里,并迫使落后的生产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这种自由竞争扩展到国际社会,国内的竞争变成国际竞争,那么,自由竞争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者.马克思说,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竞争是贯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段.回顾历史,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国际竞争传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点在中国也看得很清楚,当年的英国、日本、俄国、德国都是这么做的.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加速进入土地经营制度已经发生变革的农村.

自由竞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包含历史局限性的全球化.我们说现阶段阻止资本自由竞争是一种倒行逆施,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一切方面都是美好的和光明的,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永远存在和需要竞争,也不意味着“反全球化”不包含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不少学者盲目崇拜和过度美化所谓“公平竞争”,好像竞争是最公平、最美好的.其实,“公平竞争”只在于遵循统一的竞争规则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就竞争者具有不同的竞争力来说,自由竞争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更不可能达到“公平”的结果.资本竞争作为经济竞争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历史局限性:第一,自由竞争是以淘汰落后的社会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所谓“落后”,包括落后的生产方式、落后的企业、落后的个人(工人和资本家)、落后的技术和设备等等.自由竞争无疑可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对那些被淘汰(破产、倒闭、失业等等)的市场主体来说,关系生死存亡,是十分残酷的.而在共同体社会,在未来社会,将通过先进帮助落后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第二,自由竞争体现的是资本对人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是以资本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被物统治的,不仅仅是雇佣工人,还包括资本家.资本家一方面是资本的人格化,掌握着雇佣工人的命运;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是“物”(商品、货币、资本)的奴隶,他们在商场上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往往身不由己,就好像鬼使神差.在资本竞争中,完全是“你死我活”的,资本从来不做慈善事业(当他们做慈善事业的时候,已经不是资本).第三,自由竞争在打破垄断的同时又导致更高程度的垄断.自由竞争不断地打破人为的和行政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垄断.但是,一方面,竞争的结果,总是大资本、强资本打败(或者吞并)小资本、弱资本,使众多的小资本集聚在越来越少的大资本家(企业)手里,形成以实力为基础的行业垄断和垄断资本集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专利制度形成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专利是物化技术的商品化,但专利只属于一个所有者,专利的价格不可能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对资本增殖这种使用价值的大小决定,由供求关系决定.这种由专利构成的技术垄断固然起到激励技术创新的作用,从而在一定限度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阻碍了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既不利于落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利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本身的发展.那种基于政治动机的技术垄断,是导致国际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在所谓“自由竞争”中,真正“自由”的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仅仅是具有竞争力的资本.以上所说,都是自由竞争的历史局限性,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代价.关于竞争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看,竞争表现为对资本以前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加以否定,从而具有历史的和否定的意义.但把竞争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则是荒谬的.自由竞争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才确立为规律.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自由竞争是资本生产过程的最适当形式.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范畴要成为实际的东西,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即资本的实际过程.恩格斯精辟地阐明了自由竞争和自由全面发展、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质的区别,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他很早就指出:“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他又指出:“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由此可见,自由竞争意味着,其中的人既没有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也没有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普遍和谐和普遍福利.资本的自由竞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两个对立物,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由竞争体现的经济全球化和未来社会的全球化——世界大同——相比,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全球化.

(四)科学认识和正确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现象

1..对“反全球化”概念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反全球化”概念难以概括现实的理论思潮和诉求各异的实际运动.不少学者在谈论“反全球化”的时候,并没有把不同时期反对国际交往的不同诉求区别开来.这样一来,概念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内容.实际上,所谓“反全球化”运动从初见端倪开始,有一个不断升级和不断扩展的过程.无论是就反对的目标(矛头所向)来说,还是就队伍的构成来说,都是如此.虽然都被说成是“反全球化”,但实际内容有很大不同.反全球化运动是从反对自由贸易开始的,反对者自然是那些在自由贸易中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工人和国家.接着,反全球化运动进一步扩展到反对所有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反对者把这些机构看作是全球化的推手和保护着.后来,反全球化运动进而上升到从理论上反对作为全球化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至于反全球化的其他力量,或者是搭了反全球化运动的便车,或者是利用了这一运动.近两年来,加入到反全球化运动的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则把反对的重点指向了正在对外开放和崛起的后发展国家.正如“全球化”这个概念名不副实一样,“反全球化”这个概念不仅同样名不副实,而且没有准确反映运动的实际内容.“反全球化”既可以视为倒行逆施,也可以看作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在“反全球化”的名义下,很多不同的问题都被搅在一起了,而“全球化”则成了替罪羊.其实,“反全球化”这个概念不仅不准确,而且当被用于表现不同的内容时有很大的局限性,无论是正当的诉求还是无理的要求,都有可能在“反全球化”名义下被歪曲.

不能把对当今社会的不满都概括为“反全球化”.现在,“反全球化”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以至于几乎变成了“对社会不满”(或“不满现状”)的代名词.反全球化运动虽然打出的旗帜是“反全球化”,并把对当今社会不满的人们集中在一起,但就其各方面的诉求来说,只是和经济全球化有一定联系而已,缺乏对“全球化”的针对性.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的确放大了或者转移了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对落后国家的剥夺、对非西方文明的侵蚀和挤压等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制造出来的.实际上,很多问题都是这个时代市场经济本身的产物.只要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就会产生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只要存在殖 义和帝国主义,就会存在对落后国家的剥夺和对非西方文明的侵蚀和挤压.因此,把所有对当今社会的不满都囊括在“反全球化”之中,是不确切和不科学的.这种不确切不科学的概念不仅无助于探寻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而且很容易对国际社会发生误导,从而阻碍和延缓全球化进程.

不能把“反全球化”看作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反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滥用.第一,抛开概念本身的准确性不论,“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有不同的内涵.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是世界规模的社会化;而反全球化作为一种倾向,不管有多少“合理”和“正当”的理由,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了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其客观效果是和世界规模的社会化相背离的.尽管反全球化并不一定反对全球化本身,但反全球化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力量.第二,“反全球化”运动不是发生在个别国家,的确具有一定的全球性质(确切地说是世界性质),但这种全球性质和“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以“大多数反全球化势力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反全球化运动具有全球性质”为由,把反全球化看作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是完全不合逻辑的——这就如同把贸易保护主义看作是自由贸易主义的组成部分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资本全球化进程中不能不付出历史的代价来说,必然会出现反全球化的声音,从而构成资本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一个与之共存的要素.

2..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反全球化”运动的性质和成因

“反全球化”并不是作为“全球化”的直接对立物出现的.从字面上看,“反全球化”和“全球化”一正一反,俨然构成两个直接对立物,反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颠覆和否定.其实,这是从不确切的概念显示出来的不真实表象.按照更多研究者表达的共识,“反全球化”运动所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或者世界性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反对自认为全球化对自己不公平的方面,反对一种特定历史形式的全球化.他们的正面期盼和愿望是:希望出现一个公平、人道、均益的全球化——虽然这种愿望过于天真和幼稚.这就说明,就主流而言,“反全球化”并不是对“全球化”的全面否定,而是力图从不同方面对全球化进行修正和改良.就这一点来说,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互补的关系.因此,“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模式:一种是会产生对我不利结果的全球化,另一种是不产生对我不利结果的全球化;一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全球化,另一种是有超经济干预的全球化.在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模式的博弈,共同构 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正如后发展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道路的直接对立物出现的一样,“反全球化”也并不是作为全球化的直接对立物出现的.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么,当我们肯定反全球化的诉求时,就只能否定全球化;或者相反,当我们肯定全球化时,就只能认为反全球化具有“反动”性质.

对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不能作出简单肯定或者简单否定的结论.在学术界,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观点同时并存,但都是不能成立的.首先,简单肯定是不能成立的.有的学者把全球化看作是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看作是“强者(美国)统治世界的权杖”;而把反全球化和“反对强者统治”“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同起来.这种见解一方面完全否定了全球化,另一方面完全肯定了反全球化运动.这种观点看上去很鲜明、深刻,或许主观上力图代表劳动阶级、弱势群体、落后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实际的.全球化固然符合资本的利益和要求,但现阶段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符合生产力发展和人类发展的要求.现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到可以在总体上摆脱资本这种对立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式的时候.况且,反全球化运动包含了不同的诉求,所代表的并非都是劳动阶级、弱势群体、落后国家的利益,不能将其笼统誉为“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其次,简单否定也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反全球化运动具有反对全球化的外观,包含着一些过分超前或者显著倒退的诉求;但总体而言,绝不能笼而统之地把“反全球化”运动说成是“反动”的潮流.从一定的角度看问题,反全球化运动还有某些积极意义.不管反全球化运动的诉求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存在偏激行为,是否能够起到预期的作用,是否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基本的起因是人类社会现阶段存在的一系列对立关系:阶级对立、贫富对立、民族对立和强弱对立.就这一点来说,反全球化运动是有一定理由的——正如历史上的奴隶造反和农民起义虽然都注定以失败而告终,但都是有理由的一样.以唯物史观看问题,这种反对的力量和行动,构成了人类阶级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再次,以所谓“两分法”抽象地谈论反全球化也是没有意义的.有的学者似乎是在“一分为二”地看待反全球化运动的是非功过——“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但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搞清楚,“反全球化”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如果反对的是有可能避免的全球化的负面结果,那么,这种反对客观上可以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因而是积极的;如果反对的仅仅是全球化对自己不利、但对人类有利的结果,那么,这种反对就是消极的,而且是不会达到目的的;如果反对的是全球化这一客观趋势本身,那么,这种反对就是纯消极的,等于逆潮流而动;如果反对的是以全球化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问题就归结为,在现阶段条件下,如何“反对”才是可行的和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反全球化运动并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而科学的理论依据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当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被政治家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的时候,就更不能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对待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问题上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它们首先通过推行保护主义而崛起,尔后又借助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统治世界;现在,其中有的国家反而加入到反全球化的行列中来了,重新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其实质是力图阻止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以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和霸主地位.

用所谓全球化的“两重性”难以说明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本身具有“两重性”——正面结果和负面结果、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认为全球化的消极因素和负面结果内在地包含着的不平等因素,对落后国家和弱势群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首先,“两重性”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两重性”指的是事物具有双重属性,或者具有亦此亦彼的性质,所反映的往往是事物进化发展演变的过渡状态或中间形态.而“全球化”无论作为“资本的全球化”,还是作为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阶段,都不好用“两重性”来说明.其次,抽象地谈论“平等”和“不平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平等”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不同阶级具有完全不同的平等观.再次,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类不能不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能不伴随着所有落后生产方式的淘汰.而“代价”和“淘汰”主要是由一部分人和一定集团来承担的.当他们误以为这一切都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时候,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就是很自然的了.其实,反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应当到对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中去寻找.

反全球化运动中的合理诉求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迄今为止,反全球化势力主要产生和存在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反全球化的队伍中,主要有四部分人:(1)发达国家受到失业威胁的群体(产业工人及其工会组织).他们本质上反对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崛起和竞争力的提高对他们的冲击.(2)发达国家关注市场经济负面作用的人们(关注文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他们只想要市场经济的积极结果,而不想要伴随而来的代价和消极结果.(3)发达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和力图代表被剥削阶级利益的力量(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有的属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4)发达国家的一部分政治家乃至政府首脑(失去全球化既得利益的人们的政治 人).他们更多的是为了选票和维护执政党的地位.其中,第一部分人和第二部分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落后国家的代表.反全球化运动的各种诉求,尽管大都是从本国、本产业、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和片面要求出发的,既不能代表落后国家有关各方的利益,更不能代表未来社会的共同利益;但是,毕竟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一些普遍性、共同性问题,有些诉求不仅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而且超出了发达国家的范围.其中,最主要的合理诉求是: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大规模和加速调整中,如何解决那些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生的大量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第二,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使那些最落后的国家、低收入国家跟上前进的步伐.第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传播推进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所有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诉求,不管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间还是政府,国际社会都应当给予充分关注.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反全球化思潮产生的经济根源.既然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反全球化”的思潮和运动呢?人们说法不一.有学者说,“反全球化的行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说法,反全球化的根源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只是为其提供了运动的舞台,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者似乎只是充当了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队伍的代言人.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同样来自发达国家,经济根源也首先应当到发达国家去寻找.为了对这一点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反全球化思潮产生的经济根源.首先,“反全球化”运动之所以产生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处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全球化同它们的利害关系有所不同.一方面,当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走上市场经济之路时,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很快就失去竞争优势,或成为“夕阳产业”.这些国家的工人误以为是全球化造成的.这是发达国家一部分工人和工会组织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尽管受到国内外资本的剥削,但还是从对外开放中得到了好处.另一方面,在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发达国家暴露得更加充分,而西方国家一些共产主义者则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国家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对策.这是一些共产主义者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其次,西方国家“左”和右两个极端之所以都反对全球化,主要是因为,虽然他们看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截然不同,但都把全球化看作是“祸害”和“灾难”.“左”的一端把全球化看作是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东西;而右的一端则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国家失去竞争优势的原因.再次,“反全球化”之所以成了全世界不满现状的人们的一面旗帜,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那些令人不满意的“现状”都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而他们直接看到的恰恰大都是表象;另一方面,既然是表象的东西,就一定远离内在经济关系的本质,因而就不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和意识形态 彩,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可以结成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很多“反全球化”者并不懂得,贫困、失业、贫富悬殊、经济危机等等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只是直观地认为,如果没有全球化,很多问题都不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错误地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左”和右的对立,已经让位于“反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对立了.

国际金融危机和缺乏全球治理并不是“反全球化”现象的根源.关于如何看待近期西方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现象——同全球化趋势相背离的现象,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情绪和言论,有学者认为,问题的根子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况且,从历史上看,全球每次大的危机过后,往往伴随着民粹主义等极端行为.这种看法似乎符合形式逻辑,但并不正确.经济衰退固然是“逆全球化”的直接原因或者诱因,但不能说是“根源”;经济衰退不过是一定更深刻的经济原因的结果.经济衰退作为经济危机的深化和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的基本矛盾造成的.有学者把反全球化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全球化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缺乏全球化管理.看上去很全面,但并不准确.如果将其统统视为“原因”,那也只是不同层次的原因,是不能相提并论和平列的;而且,有的并不属于“原因”.其中,“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缺乏全球化管理”,充其量是派生的原因;而“不平等现象”不过是由一定原因导致的结果.真正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矛盾并不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目的(剩余价值)和手段(发展生产力)的矛盾、由分配方式造成的消费能力低下和生产能力无限扩张的矛盾;财富采取价值形式和生产过程越来越不依靠作为价值源泉的活劳动的矛盾.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一基本矛盾必然外化到世界各地,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管理的缺失则加剧了这一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管理的缺失解决了,全球化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明确:第一,从根本上说,“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不是发达国家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第二,所谓“不平等现象”,不是全球化本身带来的,而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第三,全球化进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只要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只要是作为全球化的不可避免的代价,那就不可能通过全球治理和国际社会的调节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虽然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3..应当把“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不同成分区分开来

反全球化运动因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包含不同的成分.在全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各种不同的成分或不同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为了对世界性的问题提出正确的应对思路,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把“全球化”运动的不同成分(从而不同诉求和目标)区分开来.

全球化进程中必要历史代价的承受者必然会反对全球化.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但在对立的生产方式中,在阶级社会中,发展是以对立的形式进行的,是以一定的人群和一定的阶级承受一定的代价、作出一定的牺牲为前提的.全球化发生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发展阶段,承受这种代价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其次是那些处于过时的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和阶层.如前所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体上是同个人的福利相一致的;人类才能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的;种族的利益是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的.然而,这种总体上的一致性同在个别人那里乃至一定阶级那里表现出来的不一致性是有矛盾的.在历史的发展中,承受牺牲的个人乃至整个阶级,必然要反对虽然同生产力相适应、但会导致一部分人和整个阶级作出牺牲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由此形成了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这样.在西方国家,由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工人阶级,在资本竞争中被淘汰的小业主和小资本家,都曾经承受了很大的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反全球化”的一部分力量,就是来自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失、财产乃至生命作出牺牲的那些个人、阶级和国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对全球化是“正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一部分落后国家之所以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其主要经济原因就是为了抵御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只要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生产力和全人类的发展,全球化这种趋势就是不可阻挡的,而反全球化运动所起的作用就是十分有限的.

处于全球化前期的后发展国家曾经表现为全球化的消极反对者.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处于劣势地位(绝对的或者相对的)的资本和国家来说是不利的,它们也会本能地反对不利于它们的全球化.这既包括全球化前期的落后国家,也包括全球化新阶段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初期,直接从中受益的国家基本上是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是率先实现工业化、资本化、金融化、现代化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迫切需要向世界各国推销商品,而且需要落后国家为其制造业提供原材料,需要资本输出,需要建立跨国公司.欧美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开创者.引领者、推动者.相比之下,在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商品生产还没有普遍化,自然经济还居于主体地位.它们不仅因为劳动生产率很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国内商品短缺,没有可供出口的工业品;有可能出口的只是农产品和矿产品.而在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市场价格决定权的情况下,农矿产品价格往往被压得很低,和发达国家物美价廉的工业品相比,中间形成巨大的价格剪刀差.因此,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虽然,不仅从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说是受益者,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受益者.因此,在这个阶段,它们必然是全球化的反对者——虽然大都是消极的反对者;那些接受全球化的政治家则被贬为“洋务派”,甚至被视为“卖国贼”.反对的基本方式就是闭关锁国、实行保护主义,抵制进口商品,自给自足,形成国家规模的自然经济形态.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结成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从而形成了“两个平行市场”.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发展中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子类;另一重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另类.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它们更多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作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它们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能的反对者,必然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在全球化新阶段具有失落感的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开历史的倒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和资本化或多或少改变了反全球化的主体结构.一方面,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了,经济越来越资本化、金融化了.它们具有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建筑用地的优势,通过吸引外资、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提高自己的制造业水平,从而具备了实行“外向型(加工出口型)经济”战略的条件.这时候,它们也可以越来越多地生产大量可供出口的工业品了,也像当年的发达国家一样,把自己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这时候,它们从以往经济全球化的单纯受损者转变为不同程度的受益者.由于这些国家资本积累率很高,很快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对输出商品的要求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结超阶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生了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很快就资本化、金融化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因此而解体了,“两个平行市场”变成一个世界统一市场了.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出口,这些国家也积极主动地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中来了,而且同样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了.其中,中国是这类国家的典型,一下子成了制造业的“世界工厂”.由于上述两类“后起之秀”具有一定的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发达国家的一部分企业及其资本和技术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其很快成为许多中低端工业品的生产国和供应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越来越大.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相比似乎正好相反:一部分后发展国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正在走西方国家一百年前已经走过的路;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已经大量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传统工业比重下降甚至边缘化、空壳化现象.一方面,许多中低端工业品、重化工业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不少跨国公司也把生产经营的重心转移到国外.这样一来,发达国家部分产业的竞争优势显著下降.这种情况对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劳动就业和财政收入均发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时候,全球化同这两种不同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特定角度和某些方面来看,发达国家也开始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了,至少不再是完全的受益者了.利益受损(或相对受损)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部分工人阶级,而且涉及一些制造业领域的资本乃至政府财政.这时候,这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了.最极端的情况是,从过去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变为不同程度的阻止者、反对者了,成为“反全球化”浪潮的新成员和重要力量了.另外,由于中东、北非战乱造成了川流不息的难民潮,又成为欧美国家对全球化持消极态度和反对态度的另一个重要理由.英国决定“脱欧”、特朗普登上美国总统宝座(从而实施一系列同全球化和共同利益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法国极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政坛上跃跃欲试,就是发达国家从右的方面反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正在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没有出现以前,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来自落后国家的政府和民族资本,但并没有形成声势,或者只是处于潜伏状态;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壮大之后,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部分劳动阶级和囿于理想王国的知识分子.

理想主义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充当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积极的理想主义的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充当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们大都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像早期的启蒙学者那样,既没有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没有认识到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他们更多地从抽象的“公平原则”和“人道观念”出发看待全球化,从而对全球化持批判态度.他们不是工人阶级的直接代表,也不是国家政府的代表,而是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现实的和未来的)和文明进步的一般代表.他们反对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反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反对国际垄断资本,主张保护落后国家和弱势群体,保护人权,等等.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公平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主张和诉求几乎都是高尚的和无懈可击的.问题在于,第一,他们过分贬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并不真正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和文明作用,不懂得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化的世界性表现.第二,他们缺乏辩证思维.他们不懂得,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不懂得这种代价和牺牲与人类社会生产力乃至人本身的发展的一致性.第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唯心史观支配.他们不懂得,从来没有超阶段、超时代、超阶级的“公平”和“主义”.他们提出的要求和目标,尽管抽象地说非常高尚,但超出了现阶段社会经济条件的许可,是不可能实现的.第四,他们缺乏长远的眼光.他们的确反映了当前弱势群体、贫困阶层、落后国家的诉求,但是并没有代表他们未来的长远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很有限的,他们只会使被代表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他们不可能把全球化引导到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轨道上来.

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利用“反全球化”运动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既然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那么,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必然同时表现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逐步觉醒,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资本的本质和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的情况下,从根本上变革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会适得其反,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超阶段的错误,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怀疑,也是百年来西方国家庸俗理论和机会主义盛行、国际工人运动无声无息的重要原因,甚至也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就此停止,而是应当根据恩格斯晚年的指导思想,从现实的经济条件出发,改变斗争策略和运动方式.除了参加合法的议会斗争以外,觉悟了的无产阶级还可以利用反全球化运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和成分比较复杂,诉求多种多样,对全球化本身的认识也各不相同.其中,真正从本质上正确认识全球化并有可能把全球化引导到正确方向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们既不是从民族宗教的狭隘眼界出发根本否定全球化,也不是从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出发力图把全球化拉向后退,更不是像发达国家的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和代表资本利益的政府)那样对全球化采取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在认清全球化必然趋势的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的理性斗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通过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纠正全球化中的某些片面性,减少全球化造成的消极后果;并把这种努力同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的全球化)联系起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问题,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以外的各种主体,都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因此,他们不应当和那些开历史倒车的“反全球化者”同流合污.无产阶级不是反对和否定全球化本身,而是利用“反全球化”运动这个“公众平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既然旗帜上写的是“反全球化”,那么,这一运动并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工人阶级也就不可能成为这一运动的内在主体、领导者和主宰者,而只是一个从特定目的出发的参与者和有限的矫正者.事实正是如此,在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始终没有构成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和核心力量.

4..对“反全球化”思潮的新动向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

反全球化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曾有学者说:“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主体公开反对全球化.”现在这个判断已经过时了,有些作为发达国家的“民族国家”居然也成为反全球化的“主体”了.这就说明,反全球化思潮已经出现了新动向,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实际上是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地位相对衰落开始的.这个新阶段的新特点是:第一,一部分西方国家作为主权国家成为反全球化的主体,不同于各类民间主体或非政府主体,它们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虽然它们还没有公开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帜,但它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同全球化背道而驰的,是不折不扣的“逆全球化”.第三,它们并没有公开加入到国际社会民间的反全球化队伍,而是自成体系,成为反全球化的别动队.第四,它们所反对的内容也区别于民间团体,甚至相反.以美国为例:反对先前竭力推行的自由贸易(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以行政手段限制外国资本收购本国企业,限制本国企业迁至国外,退出已经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退出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反对包含在政治自由中的移民,等等.此外,英国脱欧和极右势力在欧洲抬头,也是反全球化新动向的突出表现.这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反全球化动向,不一定能够和原有的反全球化运动完全合流,但却加大了全球化的阻力.“反全球化”思潮的新动向表明,今后,全球化的真正阻力不是来自民间的各种力量,而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反全球化运动如何发展和演变还有待于观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并存表明,“世界政治经济中存在着深刻危机”.其实这种“并存”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说存在着“危机”,那并不是这种“并存”造成的,而是有关国家政府过度干预、持续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听任资本的畸变和异化造成的.不过,就反全球化来说,至少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是极右势力主导反全球化运动.如果极右势力左右反全球化运动,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背弃世界贸易组织已经达成的共识,实行不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那么,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到较多侵害,而且会延缓全球化的进程.第二,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主导反全球化运动.如果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反全球化运动由感性的现阶段——无政府主义状态和盲目分散的活动方式——转向理性的新阶段,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和新的形式,那么,反全球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不过问题在于,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只要资本的全球化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一方面,极右势力就不可能形成逆转潮流的大气候;另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空间就是很有限的,而且,目前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但是,如果业已存在的极右势力由势力强大的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就会受到很大的挫折,暂时的停滞也并非没有可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对全球化发生更加复杂的影响.在现代历史上,全球化的进程和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发展是完全同步的.但是,新的工业革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和以往是否会有不同,还有待于实践证实.1991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在文章中写道,在新的千年,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将不是东西方冲突,而是快步伐世界与慢步伐世界的分离.这意味着拥有先进科技体系的发达国家将与科技创新能力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脱钩.虽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似乎是这种“脱钩”的表现.但是,新千年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与这一预言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经济加快了追逐更低生产成本的全球竞赛,这场竞赛的结果是,发达世界变成了四面楚歌的陈旧堡垒,已没有能力应对新兴国家发起的挑战.在这一趋势下,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种衰退与发达国家的深重债务危机高度相关.与托夫勒预言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脱钩就这样发生了.在这一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强势崛起的拉动和引领之下,顶着发达世界危机带来的压力,延续了自己的发展势头.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稳定性与发达国家的迷失方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大体反映了当前的现状,也是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现象的原因.但是,阿尔弗雷多·哈迪指出,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将促使世界力量格局向托夫勒预言的模式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决定各个经济体发展命运的将是它们展现出的创新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已经成为世界主角的中国,将决定新的力量格局.在这种形势下,快步伐世界与慢步伐世界的脱钩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快步伐世界将减小对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制造业产品、自然资源和基础服务的依赖.与此同时,全球化会因为快步伐世界自主性的提升而逐渐丧失推动力.慢步伐世界将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快步伐世界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这种脱钩也会发生在快步伐国家内部.数字技术的发展将使这些国家的传统就业机会大幅减少.他们的社会将分化出快步伐阶层和慢步伐阶层.哈迪在这里讲到了两种不同意义的“脱钩”:一是发展快慢的国家之间的脱钩;二是快步伐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脱钩.他没有说“快步伐世界”和“慢步伐世界”是否等同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全球化会因为快步伐世界自主性的提升而逐渐丧失推动力,而慢步伐世界将听凭命运的摆布.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全球化进程将会减缓和受阻.问题的关键是:快步伐世界是否真的不再依赖于全球化;快步伐世界和慢步伐世界之间是否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新兴经济体”(例如中国)是否能够进入“快步伐世界”.目前这两个问题都不能下定论.

(五)反全球化运动改变不了全球化的总趋势

尽管从20世纪后期以来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化进程中确实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存在暂时停滞的可能,但全球化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是不可阻挡的.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不能不为资本的全球化付出一定的代价.

1..必须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中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之所以必然出现、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完全是因为,全球化不是人们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历史条件最主要的就是三条:一是以大机器工业为开端的现代生产力;二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交通和通信条件.这里既包含了动力条件,也包含了物质条件.这种现代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力;反过来,又要求更高程度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如果讲“主观愿望”,那也是这种客观条件的产物.在这里,无论是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代言人,归根到底不过是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既然全球化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那么,也就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种认识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不可阻挡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同生产力和人类本身的发展相一致的;反之亦然.

全球化是生产力和人本身充分发展的客观要求.诚然,现阶段的全球化是由资本的利益直接推动的,生产力本身也不能不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但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本身充分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在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前提条件.在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借以建立的条件还不具备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全球化的过程,既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普及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过程,也是把先进生产力从发达国家推广到落后国家的过程.资本代表着人类社会一个特定的文明时代,不经历资本充分发展的文明阶段,就不可能到达共产主义的文明.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没有世界性的物质条件,没有高度社会化的经济全球化,没有人类的普遍交往,没有人类社会普遍的文明进步,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只有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尽管现在存在着“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存在着“不平等的”“不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存在着为了无偿占有剩余劳动而大量浪费物质劳动的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与此相联系的资本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阻挡的.只因为如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2..伴随全球化出现的问题不可能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解决

解决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全球化首先和主要受市场力量支配,但同时也受市场之外作为合力的社会力量支配.“社会力量”可以有所作为,但绝不是无条件的.既然现阶段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那么,所谓“社会力量”就必然是“超资本”“超市场”的力量.我们必须搞清楚,“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人们认为“不健康”“不合理”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还是客观条件所致.凡是客观条件导致的结果,现阶段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反全球化运动的很多要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是否具备满足这些要求的现实经济条件.无论是要求全球化“不能听任市场力量支配”,还是要求“建立驾驭全球化的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超出客观条件容许的主观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全球化中合乎规律出现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全球治理”得到解决.反全球化也和全球化一样,不管人们认为它是“福”还是“祸”,是必然要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或许有利于全球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鉴于全球化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有驾驭全球化的制度安排;也应当探索“全球治理”之道.但是,认识到问题之所在和从理论上指出如何解决是一回事,是否具备解决问题的条件和使问题不再产生的条件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不能完全没有“全球治理”——实际上,自从联合国诞生以来,有限的“全球治理”已经存在了.但是,对“全球治理”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一方面,只要问题是合乎规律地产生的,属于不能不付出的历史性的代价,那么,通过“全球治理”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那么,历史经验证明,“全球治理”就有可能束之高阁或者形同虚设.

反全球化运动中超出现实条件的诉求不可能实现.前述有学者概括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四大诉求”,更多的是诉诸理性和远离现实的高尚道德,带有一定的空想性质.在人类社会现阶段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这些诉求不管来自哪些国家和何种主体,也不管看上去多么具有合理性,大部分甚至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实现这样的诉求,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高度普遍发展.然而,在人类社会现阶段,不仅不可能违背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而且不可能取消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而许多问题与其说是全球化(确切地说是“世界性”)造成的,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及其普遍化造成的.此外,“生存权”属于最基本的人权,但从来不是“天赋”的——不仅就自然条件说是如此,就社会条件说也是如此.更何况,“四大诉求”所说的已经不是“生存权”,而是充分满足人的包括生存、享受、发展等在内的多方面的需要.这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诉求,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有可能实现.

当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问题都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一些反全球化者认为,发达国家工人失业、财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等等,都是“全球化”造成的“恶果”.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全球化,没有商品、货币、资本、技术乃至企业的全球化流动(进出口),那么,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商品、货币、资本、技术、企业就不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就不会增加新的竞争对手,本国的市场就不会被外国人占领或“抢走”,本国的企业就不会陷入困境,就不会出现大量失业;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就不会成为发达国家原料、能源的廉价供应者和产品加工厂,就不会受发达国家资本的剥削,就不会使民族文化受到冲击.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一种误解,一种表面化的看法,没有把全球化本身和全球化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区别开来.如果把全球化作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性”来理解,那么,无论是物质生产方面的世界性,还是精神生产(例如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世界性;无论是直接生产过程的世界性,还是流通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世界性,对人类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进步,人们都是受益者.世界规模的社会化或“世界性”消灭的是孤立封闭的状态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陈旧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社会方式和文明形式,而不是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更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现阶段全球化的实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通行的是“优胜劣汰”“你死我活”的原则.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纯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至于贫困和失业落在何人头上,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说,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化本身造成的,那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问题也并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造成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是现阶段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对立性质.因此,把反对的矛盾指向全球化本身,不过是因噎废食.人们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所反对的,既不应当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世界性,也不应当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世界性,甚至也不应当是进步文化的传播和交融,而是世界性借以实现的社会方式,以及同这种社会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弊病.尽管如此,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时,这种“伸张正义”的反对声音并不能根本改变现存制度,而且,那些还没有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历史任务的后发展国家,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循着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子走下去.反全球化也和全球化一样,都产生于第二阶段,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工人失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落后国家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全球化格局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形式,上述那些问题也会在较小规模和较低程度上产生.

3..对反全球化运动不能是非不分地给予同情和支持

反对全球化必然带来的悬殊差异无异于反对全球化本身.有学者说,反全球化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而不是全球化本身.这个说法能否成立的关键是,这种“悬殊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带来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的人为因素造成的.如果是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代价,那么,人们反对全球化的“悬殊差异”,也就无异于反对全球化本身——正如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后果无异于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因为,在不反对全球化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全球化带来的“悬殊差异”.事实上,大量的“悬殊差异”正是在“资本的全球化”过程中(在国际资本的竞争中)必然带来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全球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悬殊差异”分离开来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科学的.

只反对别人享有经济自由的“反全球化”不具有任何积极因素.在反全球化的“多种涵义”中凸显了两点:一是反对国际间的经济自由(尤其是贸易自由);二是把“种种不满”同现代资本主义直接或者间接地联系起来.但是,这两点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经济自由处于表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处于深层.不过,发达国家有一些反全球化者,只反对经济自由,不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只反对别人和别国可以享有的经济自由,不反对自己可以享有的经济自由.或者说,反对别人和别国与自己分享经济自由,把既得的经济自由继续留给自己,要经济自由完全由自己独享.这是双重标准,不具有积极因素.这一点也表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待全球化的不同态度——即使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也是如此.

对“反全球化”的理解和肯定不能导致对全球化的贬低和否定.无论反全球化的诉求多么境界狭窄,也不管多么脱离实际,都应当给予理解,甚至给予肯定.但是,这绝不应当导致对全球化的贬低和否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理论上把全球化说成是一把“双刃剑”并不妥当.从单个国家和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全球化有利有弊.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全球化”或者“世界性”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和必然趋势,是文明进步的表现.除了纯粹人为因素造成的结果以外,所有“弊端”的方面,都不过是历史性的代价和不可避免的牺牲.“双刃剑”之说无异于认为全球化包括好和坏、利和弊两个方面,而且好坏和利弊相当,因而不能正确表明历史成就和代价的关系.第二,把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说成是“正反作用力”的关系更是不恰当.“正反作用力”之说不仅是非不分,等量齐观,而且,由于正反作用力始终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因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只能是处于僵持平衡状态,全球化只会是原地不动,不可能向前推进.既然认为反全球化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反对全球化本身的反作用力.第三,指责当前的全球化不符合“公平合理”的要求也不妥当.“公平合理”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公平观.既然现阶段的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现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那么,“公平合理”就只能局限在这种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因此,商业竞争、优胜劣汰、经济分化、工人失业等等都不能认为是不“公平合理”的.相反,如果把共产主义原则拿到今天来实行,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合理.

4..在正确对待反全球化运动中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

决定21世纪世界政治方向的并不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两种力量的较量”.这里所谓“政治方向”也就是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既包括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形式的变迁,也包括主要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超出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基本关系和基本任务.表面看起来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两种力量”在较量,实际上是在世界规模的社会化条件下,在市场经济框架内,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主体以及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政治主体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些主体以何种面目出现,是支持全球化,还是反对全球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力的变化乃至自身地位的变化为转移.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在当今世界,“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确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并不是直接对立物;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作为观点或者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更不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因此,不会导致一方吃掉另一方或者两败俱伤和同归于尽的结果.各国不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取舍.其次,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分歧,体现的主要是利益、权力、文化、民族等方面关系的差异和矛盾;所谓全球化的“弊端”和“负面影响”,本质上是现阶段全球化的历史局限性,或者说,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代价.反全球化运动的确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能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再次,“左右意识形态的对立”可以包含完全不同的内涵,涉及理论思想、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翼和右翼、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左”和右两种政治势力、西方国家具有左右不同政治倾向的党派、基督教教义和非基督教教义,等等,都包含着“左右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对立和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的分歧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而不论在哪一种意义上,左右意识形态的对立都不可能被赞成还是反对全球化的分歧所“取代”.最后,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并不代表“世界政治的一大转折性变化”,也不代表“新自由主义逻辑的终结”.反全球化运动中的积极因素有助于把历史推向前进,有助于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但“反全球化”运动本身不可能成为从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转折点和杠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只是表现形式和自由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新”和“旧”之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学派之间,虽然有差别,但并不是本质差别.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现在不会终结.决定本世纪世界政治方向的,不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分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仍然是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基本上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它作为人类社会现阶段的经济基础.就仍然在总体上支配和决定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式.而一旦完成历史使命,全球化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反全球化也就不会出现了.

反全球化不可能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潮流.全球化经济联系作为“世界性”,作为一种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历史趋势,远比“全球化”这个概念出现得早;“反全球化”也是如此.一般地说,反全球化几乎是和全球化同时产生的(虽然它们之间并不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但是,反全球化的主体、诉求、表现形式、广泛程度和声势之大小,在不同的阶段却大不相同.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没有实现普遍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以前的落后国家,“反全球化”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反全球化的内容也没有以符合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反殖 义、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和民族独立运动结合在一起的.起始于上个世纪后期的反全球化浪潮,发源地和主要参与者都不是落后国家,而是欧美发达国家,所反映的主要是发达国家某些有一定失落感的群体和阶层的诉求.虽然有些反对的内容和打出的旗帜并不相符,但却异口同声地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了“全球化”.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和“夕阳产业”产业工人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比重缩小和地位下降的中产阶级的诉求.至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不过是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借壳上市”而已.这些诉求都没有在落后国家得到强有力的呼应.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思想观念”的差异,而是因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地位.当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已经分享了资本从落后国家带来的大量红利时,落后国家则刚刚开始借助于对外开放——这也是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有可能产生压制后发展国家加快发展的客观效果.相对于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言,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已经上升为世界的“工人贵族”了,或者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了.这本身就决定了,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反全球化不可能从落后国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资本(从而人格化的资本)本身并没有真正加入到反全球化的浪潮中来(尽管它们会顺从“逆全球化”国家的意志).对于资本来说,投向何种产业和何种地域,都是无所谓的.正如“工人无祖国”一样,资本也是“无祖国”的.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不可能积极地加入到反全球化的队伍中来.有可能加入到反全球化浪潮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政治家作为国家机器的人格化,在执行资产阶级利益代表者职能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国内产业和阶级利益的平衡.但是,如果他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则是一种倒行逆施,损人又不利己.总之,在发达国家,除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之外,反全球化的主要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失落感的人们,以及那些以为通过诉诸“理性”就能够消除社会弊端的人们.这就决定了,反全球化运动总是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无论反全球化处于何种阶段和采取何种历史形式,都从来未能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潮流.其根本原因在于,不管反全球化的诉求相对于各个主体来说包含着多少合理性(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都始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共享发展成果、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保护环境等等的要求,都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只要这些社会问题只是作为发展人类生产力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代价而存在,那么,相对于通过全球化推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言,都变成次要的了.尽管反全球化的声浪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会有所蔓延和扩大,但不可能强力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更不可能压过全球化的总趋势.认为“挑战与困难越来越超过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这种判断不仅过分悲观,而且不切实际.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对反全球化运动抱着轻蔑和反感的态度,这是因为,“反全球化”势力或多或少可以起到修正和规范全球化的作用.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只要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相对而言还是次要的,所影响的还只是次要方面和局部范围,那么,反全球化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潮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博弈不是取决于二者本身声势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二者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关系.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表现,都不能不以不同的角度和形式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问题的关键是要主动适应和积极引导好经济全球化.2017年1月, 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导致发生难民潮的原因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人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现在,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为此,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他还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主席关于“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重视和深思反全球化的呼声”的论述,应当成为国际社会正确对待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基本指导思想.

三、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表面对立中制定中国的战略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便正式加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曾几何时,发达国家就爆发了反全球化浪潮.不管“反全球化”中包的什么“馅”,更多的直接的结果明显不利于中国,既不利于商品出口,也不利于对外投资.作为已经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表面对立中,为了应对种种不利局面,不仅要有科学的理论认识,而且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对策.

(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表面对立掩盖了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

当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看起来是两股对立的力量,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表面对立,掩盖了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实质性的问题是:一方面,天下无敌的少数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制造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和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家间的速度竞赛中,优胜劣汰这个时代规则反而作为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表现出来.无论是弱势群体、落后国家还是既得利益者和部分发达国家,都开始反对不利于自己的竞争和不肯接受这种竞争的结果,但都以“反全球化”的面目出现.当前,全球化的确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不仅来自民间,而且来自一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不仅来自知识界和思想家,而且来自产业工人.发达国家政府反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强力阻止来自战乱国家的移民.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和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而且对长时间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世界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虽然发达国家并没有统统放弃和否定全球化,但至少部分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是继续推动全球化的火车头;今后有可能成为全球化的新的推动力的,是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已经“做大做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既然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只是表面上的对立,那么,我们就不能为了支持和推动全球化而把矛头指向反全球化;而且,必须打开反全球化的症结:一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二是完全失去既得利益.出路是:在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在不能不仍然坚持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应当适度修正那个“优胜劣汰”的时代规则.不能再把“优胜劣汰”等同于“你死我活”,而是大家都要“活”下来,都要有出路.在竞争中被“淘汰”的,无论是工人还是国家,都应当有出路.

(二)坚定地利用市场经济形式和全球化趋势发展“资本的生产力”

中国在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条道路意味着:一方面,以市场经济形式代替传统计划经济形式,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的“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式上的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实际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民粹派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努力适应、积极推动和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融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以商品和资本为纽带,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往来和经济联系.对中国来说,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发展“资本的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利用市场经济形式和全球化趋势发展“资本的生产力”,这是现阶段唯一正确之路,应当坚定不移,毫不动摇.这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是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大半的历史任务.我们既不要因为全球化中存在资本主义弊病而犹豫不决,也不要因为反全球化浪潮的涌动而六神无主.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的生产力”,就不可能消灭所有落后和过时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创造出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培育和发展出同共产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本身.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地位.二是如何正确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性质.就前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否定之否定过程的中间环节,是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过渡形式,是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没有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就后者说,共产主义运动只能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孤立的行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经济全球化正是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

(三)抵制和修正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主导力量几乎都来自发达国家,在迄今为止的不同发展阶段上,都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后发展国家的当前利益.就全球化来说,发达国家开创和推动全球化,完全是为资本统治世界而开辟道路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给资本创造出世界性的资本增殖条件;其次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全世界;再次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输出到全世界.一言以蔽之,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增殖条件的全球化,同时也是资本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是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仅仅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的全球化.它们对待全球化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凡是有利于实现它们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它们就积极推动全球化,把资本的全球化模式强加于人;凡是不利于达到它们的目标时,就会采取消极和反对态度.就反全球化来说,主导力量也是来自发达国家.在开始阶段,主导力量虽然并不是来自政府,但有些势力已经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现在,发达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成为反全球化的一支颇具影响力的主体.现在全球化进程到了一个关键点:一方面,一部分后发展国家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后起之秀,而且发展的速度超越了往日的发达国家,以至于,相对压缩了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把它们的资金、技术、企业吸引过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发动的颠覆性颜 革命——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并不成功,有悖于它们美好的初衷.因此,它们昔日那种推动全球化的热情有所减退,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的方式阻碍全球化的进程,或者力图改变全球化的规则.有鉴于此,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已经走上全球化之路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都不能继续任由发达国家主宰或者主导.一方面,不能继续容忍全球化单纯成为发达国家为自己开拓市场和创造资本增殖条件的工具,而是使其成为服务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支持反全球化运动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和合理诉求.另一方面,不能迁就那些片面、消极的反全球化诉求主导世界舆论和阻止全球化进程,不仅应当和它们保持距离,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把全球化进程继续推向前进,成为全球化进程新阶段的积极推动者和力所能及的引领者.

(四)推进以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全球化,“世界大同”的全球化,也就是“劳动的全球化”,或者“全人类的全球化”.但是,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条件下,总体而言,全球化始终是“资本的全球化”.不过,“资本的全球化”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势必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方面,资本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变,其阶段性目标也在随之变化.全球化最初的目标主要是开拓世界市场;接下来的目标是,把全世界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统统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轨道;进一步的目标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和企业高度社会化(这种社会化是由生息资本和股份公司体现的)的基础上,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物质条件,这样就为转向新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只要剥掉了资本主义的外壳(剥夺剥夺者),资本的全球化就会转变为“劳动的全球化”“全人类的全球化”.这种新的全球化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既然“资本的全球化”的历史任务是不自觉地为未来的全球化创造条件,那么,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就会不断积累新的生产方式的因素.当越来越多的后发展国家都加入到全球化进程时,当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时,全球化便进入了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现在,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警示世人,任何一个国家力图单独从危机中摆脱出来,都已经没有可能——美欧发达国家是如此,“金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是如此,中国同样是如此.仅仅因为相互提供销售市场的必要性和国际金融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金融链条和债权债务关系,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独善其身和逆全球化而动.但是,今后的全球化,中国要推动的全球化,不应当、也不可能仍然是片面的“资本的全球化”——少数发达国家、少数跨国公司和少数金融寡头主宰和受益的全球化,而应当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穷国、大企业和小企业、资本和劳动、先前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如果说过去是从关贸总协定上升到世界贸易组织( WTO),那么现在,应当是从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上升到注入某些“共同体”因素的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竞争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关系.但是,这种资本不应当是畸形和异化的资本,而应当是有利于发展“资本的生产力”的资本;这种竞争关系不应当是零和游戏和“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应当是“命运共同体”框架中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际社会,都必须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穷国、小企业、劳动阶级的诉求——这些诉求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得到了反映,都必须有效防止虚拟资本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兴风作浪.

(五)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体系

打造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经济全球化须有一定实现形式和载体.经济全球化是不断发展的,现在需要适应新形势和满足新要求,完善和修订旧版本,创立新版本.新的版本需要有新的实现形式和新的载体.以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已经找到并推出了一种可行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借以实现的形式和载体,这就是“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中国古代古丝绸之路在现代条件下的再现和重生,古代的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他从不同维度阐明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现实可能性.他说,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另一方面,现在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总之,“三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在这里,“历史维度”主要讲的是,时代的发展变迁使世界人民提出新的需要;“现实维度”主要讲的是,巨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二者正好聚焦在“一带一路”上.2013年秋天, 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首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四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中国所倡导和最终将要建成的“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固然是中国提出和倡导的,但绝不是中国单个国家的事情,也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事情,因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所有参与者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世界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第一,绝不能把“一带一路”看作是输出过剩产能的应急对策和途径,产能过剩必须通过纠正“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转变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来解决.第二,绝不能把“一带一路”直接服务于国际政治战略,而是联手开拓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子.

“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创经济全球化的新纪元.“一带一路”的两个关键字是“带”和“路”,表面上直接体现的是亚、欧、非众多国家陆路和水路的畅通,为跨地域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等等创造交通条件.但是,实际的经济内涵要多得多.第一,这里将要发生的,不仅仅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自由商贸往来,而且是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形成网络式的商贸关系;第二,这里将要发生的,不仅仅是自由商贸往来,而且是包括投融资、建设项目、跨国企业在内的全方位的深度经济联系.第三,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实现形式,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逆转以往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和失业增加的局面,从而减低反全球化在这方面的压力.正如2017年国际清算银行年度报告所指出的,“逆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试图用反对全球化来应对发展不均衡及失业等挑战是错误的做法.如果说,以往通过贸易和互相连通的金融市场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帮助世界大部分人口脱离贫困的话,那么,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全球化将向世人证明,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广泛参与下,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扭转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和失业增加的局面.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实现形式需要有超市场的各种力量的参与.在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仍然离不开资本的力量,但是,各国政府、区域经济组织、国际社会经济组织将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可以预料,按照“一带一路”思路开创的经济全球化新纪元,虽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超出“资本的全球化”的范畴,但肯定不会是以往备受反全球化者指责和批判的全球化,而是充分体现各得其所、共同受益的全球化,也是为未来社会奠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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