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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理论范式的创新

2019-08-23 11:37 来源:跨国公司论文 有人参与在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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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过去跨国企业OFDI经典理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对OFDI区位选择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其次提出了跨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创新理论范式;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

关键词:跨国企业;区位选择;国家战略优势;国际区域;内部化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DI)近年来迅速发展,OFDI活动中的区位选择成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经典的OFDI理论。虽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做出了不同视角的解析,但跨国企业仍常常面临如何选择东道国的问题(Assafetal.,2012),从大量国家中选择东道国已经成为一种复杂和消耗时间的困难决策(Saen,2011)。

1“O-L-I”范式

Dunning(1980)在垄断优势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并在其后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了O-L-I理论范式,使O-L-I成为OFDI集大成式的经典理论范式,至今仍被众多的OFDI相关研究所采用(Stoian&Filippaios,2008)。

1.1企业所有权优势

新国际贸易理论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理论观点,而关注企业异质性则成为了其后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主张(孔欣和宋桂琴,2011)。Melitz(2003)提出了基于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异质化模型,生产效率、R&D投入等指标成为过去相关研究对企业异质性优势的表达(何奕和童牧,2012)。O-L-I范式对所有权优势的界定范畴要宽泛于以企业生产效率为主要表达的企业异质性,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亦不断将新的内涵引入到企业所有权优势中,但也使得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内涵与边界至今尚缺乏稳定和清晰的界定,即使就O-L-I范式本身而言,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企业内部化优势之间在内涵与外延边界上也是不清晰的。

1.2内部化优势

过去相关研究关于内部化优势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Rugman(1981)和Chi(2015)提出,如果跨国企业不具备超越东道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OFDI所带来的内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那么企业则不会以OFDI模式进入该东道国。一种观点OFDI所带来的内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企业经营活动的绩效,这是一种将内部化优势视为内部化绩效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内部化优势是跨国企业利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Cassonetal.,2009;Milleretal.,2016)。如果内部化优势被视为企业知识和能力,那么内部化优势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之间的区隔则变得模糊。

1.3第四种优势——(母国)国家优势

包括O-L-I范式在内的经典OFDI理论主要源于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普遍缺乏OFDI经典理论所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OFDI近年来却迅速发展且具令人瞩目的成长空间(Bianchi,2011;Gaffneyetal.,2016)。因此,在O-L-I范式提出的东道国区位优势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了将跨国企业母国优势引入到OFDI研究中(Boehe,2016),进一步探讨在缺乏个体化的企业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否借助于母国国家优势实现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东道国市场的OFDI。但由于国家优势被限制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思想下(裴长洪和郑文,2011),(母国)国家优势在过去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研究重视(Ramamurti,2012)。

1.4企业OFDI的空间集聚与第三国效应

过去OFDI相关研究多采用”东道国-母国”双边研究模型,但空间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企业OFDI的东道国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区位布局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其他企业OFDI选择的影响(Blonigenetal.,2007))。Boubacar(2016)检验了东道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力对跨国企业进入该国实施OFDI的正向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第三国具有挤出效应(马述忠和刘梦恒,2016)。空间模型以及第三国效应研究使得将过去OFDI研究中“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视角”扩大为“以区域为单位的研究视角”成为一种可能,甚至是一种研究发展需要。Rugman和Verbeke(2004)宣称,跨国企业应该考虑的是国际区域化战略而不是全球化战略,Banalieva和Santoro(2009)亦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化导向不强的情况下,区域导向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绩效,暗示着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区域化几乎是其全球化的全部。

2D-A范式(距离-优势范式)

如图1所示,D-A范式核心部分由国家距离和FCR优势构成,国家距离在顺(逆)梯度扩张下,形成了环境差异下的跨国企业东道国选择的优势和劣势,而FCR优势则一方面直接影响OFDI区位选择,另一方面对国家距离效应形成调节作用,弱化国家距离形成的OFDI负向影响,扩大国家距离形成的OFDI正向影响,起到了提升跨国企业内化力和东道国引力的效应。 

2.1国家距离

跨国企业选择进入的东道国与母国在经济发展、文化特征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复杂差异,即国家距离,对企业FDI经营活动形成了巨大挑战(Drogendijk&Martn,2015)。国家距离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中的关键影响要素(Hutzschenreuter&Voll,2008),国家距离对跨国企业FDI东道国选择的影响机制已经成为目前乃至于未来推动企业FDI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Assafetal.,2012;Sumit&Kundu,2015),国家距离对跨国企业FDI的影响机制受到研究关注与期待(Sumit&Kundu,2015)。Ghemawat(2001)以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等四个维度构建的国家距离“CAGE结构维度模型”是相关研究中的经典模型,CAGE中的部分或全部距离维度被后期学者广泛用于相关研究中(Campbelletal,2012)。地理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间距离,Hofstede(1980)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维度对各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表达,亦有学者从价值观、语言差异等方面对国家文化距离进行表达(綦建红等,2012)。制度距离是指国家之间在规制、规范和认知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Kostova,1996)。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则显示了消费者财富以及企业产品(服务)成本与质量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异(Ghemawat,2001)。跨国企业的内部化优势、母国国家优势促进跨国企业选择进入东道国的作用机制在于其降低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以及制度距离等国家距离所形成的跨国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内部化东道国不完美的市场活动。地理距离的计量模型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采用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位置距离,文化距离的计量包括Hofstede的文化多维计量模型。经济距离和制度距离由于存在两国之间相对发展水平的高低,史伟等(2014)建议在传统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扩张方向,从而揭示顺、逆梯度下经济距离、制度距离对OFDI的不同影响。

2.2企业特定优势

企业特定优势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为国内所有权优势,包括生产效率、经营规模等;第二部分为内部化优势,即企业经营异质化市场的知识和能力。第一部分在过去的研究中已有较为明确的计量模型,而第二部分目前尚无确定的计量模型,根据本文“内部化优势为企业经营异质化市场知识和能力”的界定,建议采用国际化经验作为企业内部化优势的计量指标。Han等(2016)指出,差异化的东道国,尤其是在制度差异化的东道国运营经验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化其它东道国的市场缺陷。Miller等(2016)认为在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那么东道国异质化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暗示着东道国异质化开始阶段会增加管理成本但有利于企业内部化优势构建与提升,当内部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能够实施对异质化水平较高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的内部化,从而提升企业的OFDI绩效。企业内部化优势构建关键是知识的转移(Cassonetal.,2009),国际化经验有利于减弱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知识转移的负向影响(陈怀超等,2014)。Fan等(2016)则进一步指出,企业国际化过程就是企业经验化的学习过程,东道国当地的知识有助于企业学习后在相似地区的复制,并将不同的知识整合为全球化的知识。过去相关研究以“跨国并购或新建企业数量”或以“东道国经营机构数量”计量国际化经验(阎大颖,2009),但东道国机构数量、跨国并购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对异质化市场的经营经验,本文建议在上述计量模型基础上增加采用国家距离计量跨国企业已进入东道国之间的异质化水平,从而更全面地计量跨国企业经营异质化国际市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2.3母国国家战略优势

在自然资源禀赋之外,Maruyama和Wu(2015)将国家品牌视为母国优势的构成,但Zeugner-Roth和Žabkar(2015)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母国品牌成为OFDI优势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品牌资产的提升将减弱母国劣势,而发达国家品牌的来源国效应促进了这些国家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Maruyama&Wu,2015),因此国家品牌是母国国家战略优势的考量之一。中国和希腊的OFDI发展或许能为研究提供启发。相关研究指出,希腊跨国企业的积极进取与扩张与政府的“希腊-巴尔干重构战略计划”以及战略资本投入是密切相关的(HellenicCentreforInvestment,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走出去”的国家战略(Cozzaetal.,2015)。上述研究表明,较之于资源禀赋与国家品牌,促进OFDI发展的国家战略更可能成为母国企业OFDI发展的核心母国优势。在国家战略支撑下,母国对OFDI战略性东道国或战略性国际区域的文化宣传、外交努力、金融合作、国家资本的引导等,则会形成基于国家战略的母国优势,为国内企业进入该东道国或东道区域提供政策上的引导、环境上的安排以及先行企业的示范等。在这样的国家战略推动下,母国企业将不断提升在该国或该区域的空间集聚,国内供应链的部分或整体式OFDI,缺乏个体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借助国家战略推动下的东道国或东道区域集聚,以低交易成本的整体协作实现对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的内部化。Chi(2015)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对国家政府行为与OFDI的关系予以重视。

2.4东道区域优势

东道区域优势的引入是将过去“东道国——母国”的双边研究框架发展为空间多边研究框架,且将研究对象从国家发展为国际区域。基于国家距离模型将全球国家聚类为若干个国际区域,即形成若干个区域间彼此差异而区域内国家彼此相似的国际文化圈,制度圈,经济圈。在相同的区域内,企业在不同东道国之间的扩张面临较小的交易成本,知识的溢出效应以及第三国的促进效应明显。将东道区域作为新的研究对象,不仅能够将跨国企业区位选择从双边研究框架发展为多边空间研究框架,从更广泛的视角揭示母国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集聚效应、企业东道国选择的发展机制,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自身特定优势较弱的情况下借助国家战略优势形成协同下优势增益的机制。

3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所提出的D-A(FCR)理论范式是在对经典OFDI理论及其它相关研究理论、实证结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并结合发展中国家企业特点及其OFDI实践活动发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OFDI创新理论范式。D-A(FCR)范式以国家距离为基础,从微观企业层面、宏观国家以及国际区域层面对企业OFDI动机及其实现的支撑能力构建一定的理论阐释,但尚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修正与完善。此外,D-A(FCR)范式的模型化尚需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怀超,范建红,牛冲槐.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研究国际经验和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J].科学学研究,2014,32(4).

[2]何奕,童牧.从要素禀赋到企业异质化和内部化问题-对跨国公司FDI理论发展的文献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2(8).

[3]孔欣,宋桂琴.国际贸易理论新进展——新新贸易理论述评[J].税务与经济,2011(5).

[4]马述忠,刘梦恒.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J].国际贸易问题,2016(7).

[5]裴长洪,郑文.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J].经济研究,2011(1).

[6]綦建红,李丽,杨丽.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与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2(12).

[7]史伟,李申禹,陈信康.国家距离对跨国零售企业东道国选择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6(3).

[8]阎大颖.国际经验、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J].经济评论,2009(1).

作者:史伟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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